寻找王度庐

京味文化品相与雅俗共赏格调

   将王度庐像其他多位满族作家一样，认定为“京味儿文学”作家，是没有问题的。他早期写的杂文，虽多少带点儿时兴的“杂文腔儿”，京味儿的一应表情达意，都 是顶够格儿的。青岛写作时期，作品对象不再仅仅是北平读者，可以看出他有意顾及到各方受众的阅读，“京味儿”的收放有了些适度的控制。

   然而每写北平故事，他的京味儿语言便俗白纯厚，清脆诱人。尤其是写到旧京下层社会的言谈声口，堪称地道：   巡长……随问小高说：“你姓什么？”小高瞪着两只凶眼睛说：“我姓高呀！”巡长又问：“丢的那姑娘姓什么？”小高说：“姓白，是我干妈家里的！”巡长把小 高推了一把，说：“你去！把白家的人叫来，就是打官司你也告不着！”小高说：“凭什么我告不着呀？白家的事都归我管，我干爹是饭桶，他怕见官，我干妈干妹 妹她们都是娘儿们！”巡长说：“你别在这儿混搅！段上早明白你们家的事，你要再混搅，我可就带你一个人上局子了，上回你那案还没完呢！” ……小高急得跺脚道：“凭什么完呀？十四五岁的大姑娘都叫他拐跑了，完？”巡长道：“走！你们到局子说去！”小高仍然摇晃着胳膊说：“局子去就局子去，反 正我他妈的今儿个跟他泡上啦！”[27]

   这是《古城新月》中地痞小高与警察巡长的对话。

   他的小说，经常描绘北平的世相百态，一旦涉及故都人事和景象风俗，他的笔触就会变得异常灵动传神。下面是《粉墨婵娟》开头，对春节“厂甸”热闹气氛的状写：

    这里果然变了样，不知从哪里来了许多小贩，有的卖凉糕，有的卖带汤加糖的煮豌豆，还有除了“老北平”别处的人全都喝不惯的那种酸味的“豆汁粥”，更有“应 节”的新玩具风筝——五尺多高的沙燕、鲶鱼、蜈蚣、鹞子、哪吒闹海，都是用纸和竹做的，全都十分精美，挂满了墙。更有抖起来“嗡嗡”响的空竹，还有纸和秫 秸做的，上面嵌着小锣小鼓的风车。“大糖葫芦”，即糖山楂，又名曰“糖球”，每枝都是一大串，比人还高。平时连花草也没有的“海王村公园”里，现已搭设起 许多家茶馆。[28]

   京味儿文学是与各门类的故都文化相依相生的。京旗作家们自己就常常是北京戏曲曲艺的狂热爱好者，也都特别喜欢去写梨园行、鼓书界的故事，也会在创作中融进诸多的京戏或者鼓书、评书的艺术因素。儒丐、老舍、王度庐，概莫能外。

    王度庐无疑是位“超级”戏迷，假如我们还不能证明他跟梨园行没有更加深入关系的话。据徐斯年《王度庐评传》统计，仅王氏笔下《落絮飘香》等七部作品涉及到 的京剧剧目，就多达92部，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他的小说，写到京剧题材，没有一笔不是言之凿凿，不是内行话语的；他的作品里常常信笔拈来几句戏 文，都能丝丝入扣地配合到情节的铺衍。满族文学家和满族文化人与京剧这门国粹艺术的不解之缘，由王度庐身上足见一斑。[29]

   “我看《西游记》，并不是炼什么金丹（连白面也不敢炼啊）；更不敢研究什么房中术（房捐还给不起呢）；不过是看看猪八戒呆头呆脑的，孙悟空猴手猴脚的，很可发笑罢了。”[30]——这是王度庐在议论古典小说《西游记》杂文里说的话，括号当中的句子本与文章议题无干，可是，却全是那年月人们常讲的话，作者随手选择了这种评书艺术“跳进跳出”的闪击叙述方式，颇能收到吸引读者阅读兴致并且也刺讽了时弊的双重效果。

满人们的幽默调侃性情，也是世所闻名的。王度庐作品时常蹦出点儿贴近于生活哲理的冷幽默：“他还想要个美貌的太太，他眼中的女性美不是浓眉大眼的‘粗线美’，不是高鼻凹目那种‘西方美’，他要东方的古典美，可也别像林黛玉，那得陪着个药房……”[31]而 幽默的高层次，则是自嘲，一个人勇于自嘲，不单显示了自我审视的信心，也能体现他的智慧与修养。王度庐为《小小日报》“谈天”专栏写杂文，取了个“柳今” 的笔名。他不无“郑重”地解释：“我自从署了这花柳毒症的‘柳’，今天没饭吃的‘今’，刨出我一般老朋友，其余谁也不知这柳今就是孤王我；人不知，鬼不 觉，就是去做骗子，也是方便的啊。”[32]

    满人在文学上历来不喜好一味地高雅乃至于艰涩。他们从清初跨上文坛，就明明白白地崇尚着艺术的天然、淳朴、通俗、晓畅的风格以及口语化的生动表达。他们的 文学后来即便是走向了高雅的领地，也照旧体现着大雅大俗、雅俗共赏的路子。从曹雪芹、文康、松友梅、冷佛、儒丐等人，直到老舍，无不如此。王度庐也不例 外。不过有意思的是，这些人里却只有王度庐一人被文坛正式冠以“通俗文学作家”的名义，究其原因，也就是因为他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那个文学被特别分类的过 程当中，写了武侠。

   我们暂且换个角度来看问题。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分野中一向被收入跟“通俗文学”互异的“纯文学”档册，想一想，似乎多少还有点儿“冤枉”，好像他的作品 不够通俗似的。这看上去多少有些个“岂有此理”。原因在这儿：20世纪以左翼文学、革命文学为信条的阶级斗争叙事，常将别样倾向的文学打入“另类”。长时 期被叫作“鸳鸯蝴蝶派”，后来又觉得显然不妥而被称为“通俗文学”的创作，虽评价日渐上升，却迄今未能被认定其具有“登堂入室”之正宗身份。其实，通俗文 学又何罪之有呢？须知中国大众当中的许多人是连通俗文学也还都不懂的呀。我们承认，“革命叙事”、“阶级叙事”确实在许多历史过程里写出了中国社会的变迁 规律，那么，难道“通俗文学”之中的社会题材、武侠题材、言情题材、侦探题材，在弘扬歌赞中华民族正义、良善、美好的传统方面，不是也有其独到的积极贡献 么？

   王度庐因为写过一些颇为优秀的武侠小说、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便被归入有别于左翼文学革命叙事的“另类”档案，以至于1949年以后彻底告别他曾经付出多 年心血与情感的写作生涯，甚至无缘回望一下他那即便称不上“著作等身”也可以称作“著作等期”的大量好作品，这在笔者看来，也不能不算作是一项时代的舛讹 了。

---

[①] 京旗，曾经是一个在历史上约定俗成的概念，指的是有清一代在北京形成的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拢共三八二十四旗的旗兵及其家眷的总和。清代，一般不 像今天这样会去关注谁是满人谁是汉人，而是往往从大处放眼，“只问旗民不问满汉”；那时，三个八旗的成员有着共同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氛围，构成一个内里融 会对外特异的人们共同体，故而世间将他们统称为“旗族”，又将“旗族”以外的其他民族（包括未入旗的汉族、回族、蒙古族等等民众）一概称为“民人”。“旗 族”与“民人”之间的区割，是到了民国年间旗人群体蒙受民族歧视并大量隐匿后，才渐渐消失的。

[②] 王度庐的创作生涯截止于1949年，此后直到1977年辞世，身份是中学教员，而不再写作。笔者亦曾是度庐师任教中学的学生，偶有学生捕风捉影听说王师曾 是一位作家并向他探询此事，王师皆答以“当年借此糊口度日罢了”。这儿说其创作逸出人们视野几十年，当然也得益于其旧日之武侠作品虽被禁毁却未遭批判，这 也许算是这类作家的幸运。

[③] 满族文学研究领域对王度庐的研读，迄今所见，只有张菊玲教授《“驱逐鞑虏”之后——谈谈民国文坛三大满族小说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 1期）和刘大先博士《写在武侠的边上——论王度庐“鹤—铁”系列小说》（《民族文学研究》2005年第4期）两篇论文，以及关纪新《老舍与满族文化》一书 中的零散议论；至于王度庐研究在通俗文学研究领域内，不仅早已出现了大陆张赣生先生、台湾叶洪生先生等人的相关论述，已有《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中专门 章节的评介，而且出版了徐斯年教授的学术专著《王度庐评传》（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④] 徐斯年《王度庐评传》载：“王霄羽九岁那年，姐弟三人相继患上传染病，他昏迷数日后醒来，只见房里完全变样：地上的桌子和炕上的被柜全没有了，器具什物也 所剩无几。家徒四壁，慈母啜泣——为了给孩子们治病，他把一切可以变卖的东西都变卖掉了。”（《王度庐评传》，第5页，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⑤] 一应情况恕不细陈，可参见拙作《老舍评传》和《老舍与满族文化》二书的相关内容。

[⑥] 柳今：《吃饭问题》，载《小小日报》1930年9月4日。

[⑦] 柳今：《柴、米、油、盐、酱、醋、茶》，载《小小日报》1930年9月28日。

[⑧] 见老舍所作话剧《茶馆》中，那位政治上有些浑浑噩噩的旗人松二爷的台词。

[⑨] 话剧《茶馆》中常四爷，是老舍笔下旗族平民在这方面的代表。

[⑩] 见《小小日报》1930年10月29日。

[11] 柳今：《抵抗力》，载《小小日报》1930年7月24日。

[12] 柳今：《惹气》，载《小小日报》1930年8月30日。

[13] 柳今：《病》，载《小小日报》1930年6月6日。

[14] 柳今：《道德》，载《小小日报》1930年4月15日。

[15] 柳今：《伦理与中国》，载《小小日报》1930年4月22日。

[16] 金启孮：《北京城区的满族》，第8页，辽宁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

[17] 石玉昆，又名文光楼主，字振之，约1810－1871年间在世，满洲人，籍贯天津。咸丰同治年间著名子弟书及评书艺人，早年在礼王府内书房当差，伺候礼亲 王昭梿。昭梿雅好诗书，结交文士，石玉昆耳濡目染，颇受影晌。中年时，为内书房领班、王府包衣，曾经奉命为王府太福晋讲说《封神榜》、《西游记》、《鼎峙 春秋》等评书作品。为更新书目，他采撷故书传闻，编写成《龙图公案》(即《三侠五义》)一书供奉。《三侠五义》在中国说书史、小说史上有过较大影响。

[18] 徐剑胆，本名徐济，笔名剑胆，清末民初北京旗族报人小说家，发表有《妓中侠》、《王来保》、《阔太监》等短篇小说多种。

[19] 就连《红楼梦》中柳湘莲怒惩薛蟠，也可以看作是这类例证。

[20] 后来这一设想未能付诸实施，只留下了一个异常精美的短篇作为该计划的“证明”，那就是《断魂枪》。

[21] 凡是赶上人生的非常时期或者社会的危急关头，老舍往往高声呼唤人们，去学作浑身侠肝义胆、愤然舍己济世的李景纯、大鹰、丁二、黑李、钱默吟、祁瑞全们……

[22] 即正阳门、宣武门、阜成门、西直门、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朝阳门和崇文门这九座城门以内，大致相当于今日的东城区和西城区。

[23] 老舍：《想北平》，《老舍文集》第14卷，第6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24] 徐斯年：《王度庐评传》，第146页，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5] 柳今：《眼光》，载《小小日报》1930年8月9日。

[26] 柳今：《小算盘》，载《小小日报》1930年5月20日。

[27] 王度庐：《古城新月》，第286页，群众出版社2001年版。

[28] 王度庐：《粉墨婵娟》，第5页，群众出版社2001年版。

[29] 建议哪位年轻学人，不妨以《王度庐与京剧》为题做一篇论文，定是很有价值的。

[30] 柳今：《〈西游记〉》，载《小小日报》1930年7月21日。

[31] 王度庐：《粉墨婵娟》，第7页，群众出版社2001年版。

[32] 柳今：《署名》，载《小小日报》1930年5月13日。

悲剧模式笼盖与民族历史反思

     满族这个历史上创造过辉煌的族群，究其内里，则包孕着颇多的悲剧。他们的入关定鼎是政治上的成功，却无可奈何地引发了传统文化的大翻覆；八旗制度系当初取 得诸多胜利以及随后巩固政权的基本保证，其制度自身却造成了后来“八旗生计”的问题，严重伤及下层旗族的存活；八旗制度把世代旗族死死地捆绑在驻防区域， 旗人不仅不能从事各种当兵以外的职业，未获批准连驻防地都不得擅离；而辛亥革命把这个民族从封建桎梏下解放了，却因民族歧视的风行，广大旗族民众又被推向 了从精神到生活的双重深渊…… 

   久而久之，满人养成了一样特别的性情——他们看去好似活得相当洒脱，内心却充盈着悲怆与忧患。

   满族的文学也是如此，本质上的悲剧居多。就拿小说来说，从曹雪芹的《红楼梦》到和邦额的《夜谭随录》，从冷佛的《春阿氏》到儒丐的《北京》、《同名鸳鸯》，以及老舍的《离婚》、《骆驼祥子》、《月牙儿》、《我这一辈子》、《茶馆》等等，悲凉之风遍布其上。

   王度庐也以他的悲剧写作，接续着这样的民族文化传统。在他那里，武侠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多为悲剧。尤其是他的武侠题材，很少有像其他作家作品那样的完满结局，而大多是以凄凉的故事收尾，以至于他因此而被称为“悲剧侠情”派的圭臬。

悲剧书写，不仅是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有时它甚而就是一种感触世界的心态。

   王度庐笔下的情侠们，利刃在握，功夫了得，却总是不能左右命运，难以兑现个人的情感诉求，他们的感情与“道义”之间往往横亘着一道不可逾越的“天河”；写 到现实题材，王氏也经常教情节在曲曲折折的延伸之后，显露出事物发展终极的失落。《古城新月》里的白月梅终于逃出苦海，实在是作者难得的网开一面，而作品 核心人物柏骏青虽说帮扶白月梅小获成效，自己却不得不在几番挣扎后，落花流水地回归他的封建家庭，向人生宿命缴械投降；柏骏青一度的“恋人”祁丽雪，在冲 破旧式精神牢笼方面也是有胆有识的青年，其结局一点儿也不比柏骏青稍好。在这儿，我们多少见出一些王度庐跟老舍的区别。老舍写祥子等等底层社会的苦人儿， 有一种彻底的痛苦决绝，总以“悬崖撒手”的故事处理，去表述他极度的悲愤。而王度庐有时还是愿意激励苦人们斗争一番，这大约与他较老舍年少10岁，对庶民 的“斗争”现实有些别样的体验有点关系；也许还是跟这10岁的年龄差距有关，王度庐更多地关注着不同时代青年们（从李慕白、玉娇龙，到柏骏青、祁丽雪）的 个人感情生活，但是，他在这一领域的悲观，几乎也达到了“极度”。

满族作家，每每愿意在创作当中，铸入些包括历史反思在内的人文思考。作家王度庐亦然。他曾写过一篇杂文《眼光》，谈到：“……我如今所说却是人类处世接物 应具的，审查事体预料将来的眼光；眼光长，看得远，自然非具有奇才卓识不可，然而短眼光，我们却不能没有，要是只看一时，不问将来，那末你笑声未已，哭声 就要紧紧随至了。前清的人，如今所以多半受罪，也就是因为没有眼光的缘故。那时皇朝一统，国泰民安，声色相竞，如今一朝事败，只落得死亡流离；北京的人， 早先在首都时代，不知多兴些实业，增些生产……这全是眼光太短小，只看一时，却不知人世的变幻无常，淘汰的力量很大啊！现代的社会，时间性极速，变幻极奇 极快，要设下准确的眼光，实不容易；但是我们就着不投机，不落伍，有充实的准备，相当的预防去看，是绝对不错的。”[25]这 段文字，其检讨旗族历史的用意是多么鲜明，对清代先人们的评判又是何其中肯！在另一篇文章中，他的针砭犀利起来：“到如今，大清国歇业，溥掌柜回老家—— 忍着走了——政府又一迁移，机关又一裁拼；只好穷愁坐困，口口声声只怨迁都害人，其实我的大老爷！您早先在打小算盘的时候，打一下大算盘，也不致如此 呀！”[26]在民国年间满人作家自我反省民族历史教训的作品当中，王度庐的以上表述，委实是该当被人们时常关注和细细咀嚼的。（未完）

作者：关纪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摘自：《民族文学研究》2010/1 总116期

内容提要：满族文学研究界对于王度庐这样重要作家的研究还相对滞后。从民族文学的视角来研讨王度庐，民初旗族记忆与自身贫困投影、救亡图存精神与道德文化站位、侠义救世思维与古典主义习尚、恋京情结流露与女尊观念表达、悲剧模式笼盖与民族历史反思、京味文化品相与雅俗共赏格调等等，都有其人其文民族特质的体现。王度庐因写武侠小说、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被归入有别于左翼文学革命叙事的“另类”档案，以至1949年后告别写作生涯，不能不算作是一项时代的舛讹。

    2009年，是京旗[①]作家王度庐先生诞生100周年。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领域里，王度庐的名字，时而彰显，时而淡出，最终又为人们不无惊喜地重新发现，看上去实在像是一场民族文化的悲喜剧。

    上世纪后半期，作为此前武侠小说重要作家的王度庐逸出人们的视野，文坛内外几十年间无人述及。[②]他 的言情小说、侦探小说以及杂文小品文等，也随之被淡忘。其实，王度庐的所谓言情小说，假如被称作是社会题材小说也许更为恰当，因为其中的言情成份并未压倒 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反映跟思索，况且其言情内容就写作水准来看，似乎也远未达到他叙写社会生存等事项时那么得心应手，深刻逼真。

     近些年来，人们的文学史观念有了较大的变迁和进步，那种一味地将左翼叙事及革命叙事称为“纯文学”，而把其他创作一股脑打入另册的方式，遭到了有力的置 疑。昔日里许多武侠、言情、侦探等门类的创作，以“通俗文学”为归档路径，重新得到学界的关注。特别是以苏州大学范伯群教授为首的一些胆识兼具的学人，在 世纪之初郑重推出了学术巨制《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更将这样一种“通俗文学”必须进入中国文学史整体框架的要求，变得势在必行。

     其实，向多年间既定文学史格局发出置疑者，犹不仅只“通俗文学”一路，随着近几年学界关于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讨论渐次深入，各个兄弟民族的文学亟待进入中华文学通史殿堂的欲望，也化为了新一轮更为强烈的呼声。

     笔者无心在此过多地切磋文学史观的重建问题，之所以议论到这里，仅仅是因为本文关切的王度庐，他却恰好具有着“通俗文学”作家与“民族文学”作家的双重身份。

     对于王度庐，通俗文学研究领域比起民族文学研究领域的关注，不单要早而且也多。[③]国内的满族书面文学研究，虽面对的作家作品颇为浩繁，研究者却为数甚少、势单力孤，以至于像王度庐这样的重要作家，我们的研究也相对滞后。

     近日，承蒙王芹女士以其父王度庐若干种重获出版或未能重获出版之作品见赠。感激之余，展读其中数部作品，不禁体会良多。现仅就我的阅读所及，从满族文学的角度，来谈谈笔者眼中的京旗作家王度庐。

 民初旗族记忆与自身贫困投影

     王度庐生于1909年。此刻清王朝已逼近寿限。他家本就属于京师穷苦旗人，父亲又过世极早，以其寡母为支撑的一家数口，可以想见，是经历了何等凄楚挣扎，才勉强地活了下来。[④]

     进入民国，北京满人深陷空前厄运。清朝，八旗制度剥夺了他们除当兵卫国外掌握其他谋生手段的可能；辛亥鼎革掀起直到民国建立后未见收敛的“排满”情绪，又使大批旗人跌落到贫民行列。[⑤]王家的生存情景，当是京旗家庭普遍倒运的缩影。

     因家贫，少年王度庐未能受到较多的学校教育，十二岁入店铺学徒，被辞退；又给军人当差，再遭解雇。未成年便一再遭受的坎坷，有否民族因素起作用，我们已难确知。但许多资料证实，民国初期京城旗人就业总是遭到拒绝。

     王度庐对自幼及长贫寒生涯的记忆是强烈的。1930年，他为《小小日报》撰文说：“‘世间无如吃饭难’……挨饿者，饿毙者，每年不知要有多少；甚至于一个 有饭吃的人，他宁肯把一碗饭给他豢养的猫狗吃，也不肯给一个挨饿的人。总之，人类中所以有‘富家一次宴，穷家半年粮’、‘厨中有剩肉，路有饿死骨’的现 象，完全是侵夺问题。凡是挨饿者、饿死者，固然他们或者另有造因，但是究其实，还是他们的天赋吃饭权，已然被旁人抢夺去了，饭是能使人争夺的东西，饭能驱 使人作种种罪恶，饭之重要如此”[⑥]。年仅21岁的作者，甚至感叹：“柴、米、油、盐、酱、醋、茶，简直不啻是人生七害啊！”[⑦]

     我们关注到作者谈到世间吃饭难时的一处用语：“固然他们或者另有造因”，显然作者有未尽之意或难言之隐，身为旗人青年他会晓得，自家处境是跟旗族遭遇关 联着的，北京城的旗人当时多陷于冻馁困扰，他们的落难“另有造因”，是作者没法不意识到，也没法挑明了讲的。王度庐来自穷苦百姓中的某一特定人群，他对人 类疾苦的人文关怀，来自于切身感受，来自于族群记忆，并已如徐斯年教授所说，上升到了“普世价值”的制高点。

     在王氏《风尘四杰》、《粉墨婵娟》、《古城新月》、《绮市芳葩》、《海上虹霞》、《燕市侠伶》、《落絮飘香》等作品当中，对于都市底层贫民生活情状的真实 勾勒，比比皆是。一个作家经常写到的，除了是他看重的题材与内容之外，也势必会跟他生平印象最深的事物息息相关。

     民国年间京旗出身的几位有成就的作家，例如由前而后的穆儒丐、老舍、王度庐等，无一不是描绘旧京底层苦难的强手。写作品时，他们都已不是这种苦难的直接 感受者，却都要坚持写这一现实。他们相互并不认识，这必不会是偶然的巧合。虽然今天我们难以更多了解王度庐先前与身边旗族贫民都有些何种程度的连络，仅从 此项推理，也可辨出端倪。自辛亥鼎革到民国终了，京城旗族要想公开说明自己的生存苦楚，都是不可想象的。这一点，今天人们已经不大容易体会到了。

     大胆一点儿说，苦旗人出身，起码成就了半个王度庐。

 救亡图存精神与道德文化站位

     忠君护国，原是世代旗人的生存准则。清代有君权的时候，他们难把“爱国”和“忠君”相区别。清初以来，八旗将士浴血作战，把每一成功都视作国家荣誉、君 主荣誉和自身荣誉。将士们不大会认识为国开疆与驱民战火两者的不同，只知道每寸国土都是先人和自己以鲜血换来的。直到清末民初，多数人才算醒来，意识到， 所谓“大清国”、“皇权”和“八旗制”，都“未必好”[⑧]。挣脱了封建制度的满族民众不再尊崇皇权，却没有丢弃对国家的挚爱。[⑨]20 世纪上半叶，是中国外患最为堪忧的时期，中华涌现了许多爱国志士，其中不乏满人身影：从东北抗日英雄李兆麟、陈翰章、邓铁梅，到全民抗战打响第一枪的佟麟 阁，从抗战期间主持“中华文艺家抗敌协会”的老舍，到身处沦陷区北平亲身组织为古北口抗战烈士收敛遗体的宗月大师……有良知的满人们在败类溥仪去当日寇 “儿皇帝”的时候，不再“忠君”，他们振臂而起，将爱国护国传统发扬开来。

     王度庐也是这类旗族儿男中的一员，国难临头，他发表杂文，状写中华被侵略的伤痛，喊出坚决抗击外辱、高扬爱国精神的声音。在《团圞月照破碎国家》一文 里，作者说：“月亮……照到东北，则见长白山虎狼群踞，沈阳城无数同胞，屈伏在异族铁蹄之下！再照到其他等处，不过一些激昂慷慨的国人，与按剑欲斗的志 士；或者便是烟笼春城，亡国运促，而管弦楼台，依旧彻夜欢娱！它，寒淡的光明，照到我们凄沉的神州，尤其是那故乡破碎，历险逃难进关的东北同胞。咳！我不 知他们，将要愁肠几转！！”[⑩]他尖锐指出：“中国的政治也是这样，外侮乍一临头的时候，大家还有些热气，后来外侮日甚，国耻日多，人民反倒成了麻木不仁，不关痛痒，或者这也是抵抗力太多了的缘故罢。”[11]他以至于大声疾呼：“我们要是好汉子，找那欺负我国的，不拿人类待我国的，侵略我国的，那帝国主义的列强去奋斗，那才算得真好汉，大英雄”[12]。我们看到，从小就“多愁多病”[13]王度庐，言及国耻国运，便是一个热血奔涌的青年。

     满族在历史上异常看重伦理道德。清廷退位后，封建社会的制衡关系被摧毁，又有五四新思潮的兴起，旧时代的伦理观念被彻底否定，而新的伦理文化却迟迟建设不 起来。于是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江河日下，精神颓风日甚一日。而久已习惯于道德秩序和伦理卡位的旗族民众，尤其是他们当中的许多知识分子，显示出对这种局面 的极度反感和忧虑。从穆儒丐和老舍的作品里，很容易读出这一点。而旗人青年王度庐，也同样表达了激烈抨击社会道德下滑、主张对中华传统道德观进行积极传承 与变革从而建立新型民族伦理体系的态度。他创作前期的杂文《道德》、《伦理与中国》等，表达了接近于“新儒学”的精神选择。他认为：“人类要打算谋求共同 生活，非有道德从中维护不可。”[14]他针对当时社会上伪善者纷纷出笼欺世盗名的现象，谈到：“一个极没道德极没人格的人，他也会装忠扮孝，并且他还会利用伦理来造成欺骗、残忍，这种人我们应该急速把他打倒、铲除，揭穿他的人面兽心。”[15]在青岛创作期间，他的写作体裁转向长篇小说，不管是古代题材还是现实题材，仍然始终不渝地通过艺术形象，来传递对于民族良善品行和正义精神的张扬。在他一生的创作中，“善”，是个一以贯之的主题。

     今天，我们回首20世纪中国文学，会发现一个问题，这是一个阶级叙事与革命叙事充溢其间的过程，而独独没能给颂扬中华传统美德的主题留下太多的空间。 “斗争哲学”引导出来的作品，火药味十足却人性描绘缺位。艺术要求着“真、善、美”，而过去一个世纪我们的文学却“乏善可陈”。——这么说，多少有些不够 宽容和厚道。然而，放眼当下，全民性的道德迷失已经到了一个相当严重的程度，在这里，或许我们的前100年的文学也该当有几分反思。

 侠义救世思维与古典主义习尚

     侠义救世的思维，在中国先秦的思想库当中就能读到，它在汉族古代缘起很早。满族入关之后，把本民族长期存在的执义尚武追求与中原日渐衰落的“侠义”习尚结 合起来，形成自身新的“游侠”传统。据资深满学家金启孮教授证实：“清初以至清末，京旗满族下层社会中有一种逞强好胜的游侠……关于这种人的记载绝少。一 是他们只凌强而不欺弱，一般人对他们没有什么恶感。二是他们多在八旗人居住的内城活动，很少去外城，在他们身上没有什么民族矛盾的辫子可抓。三是他们偶然 触犯了有权有势的人，但没有‘大逆不道’的证据，也不值得记入《实录》或者《事例》，因此多默默无闻。”[16]不过，满人的尚“侠”之风，在满族作家的作品中间还是相当多的。例如清中期和邦额的短篇文言小说《三官保》（收入小说集《夜谭随录》）、清晚期文康的长篇白话小说《儿女英雄传》（又名《侠女奇缘》）、清晚期石玉昆的长篇评话小说《三侠五义》[17]、清末民初徐剑胆的短篇小说《妓中侠》[18]等等，都留下了这个民族好侠、尚侠、慕侠、效侠的心理印记。[19]连老舍，在其写作生涯的某个阶段，也曾想要写一部武侠题材的长篇作品[20]，可见他这样一位“新文学”史册上认可的满族作家，也对武侠题材情有独钟；而总揽老舍的作品，虽然没有真正出现直接写“武侠”的作品，却可读到他的诸多作品在社会生活当中具有现代“侠士”风格的人物在行动[21]。

     民国年间的满族文化人，道德主义倾向凸出，在政治上也经常选择无党无派与独立不倚，使他们在对待社会矛盾与斗争上，只能去走传统样式的单打独斗即义侠道 路。实在地说，在丧失社会公正的历史局面下，下层百姓企盼的“救星”无非两种，一是“清官”，二是“侠客”，在连清官也找不到的时候，人们则不能不寄希望 于除暴安良的侠客们出现。

     由此看来，满族作家王度庐在中国现代文坛上以武侠小说大家著称，是挺自然的一件事。

     然而，王度庐写武侠却有些耐人寻味。他的多数武侠小说，其中的侠客们不是以救民于水火为特征，而是以个人之情感释放为追寻。他们奋斗的目标经常并不体现在 为了社会正义一端。这似乎跟中国武侠叙事传统以及满人的尚侠习尚都有些距离。笔者以为，这恰好正是王度庐既继承又变通旧式武侠创作路数的地方。王氏笔下之 此类作品，侠乃情侠，情乃侠情，一方面不再赋予侠客以包打天下的使命，同时特别的要写出侠客们的儿女心肠，把侠客复归到普通人的情感层面上来塑造。满族是 个不单尚武而且也讲究情感融通的民族，他们的文学也涉及到这个题目。如果我们认可《红楼梦》中柳湘莲颇有几分侠气，那末，写出他在对尤三姐的情感先热后冷 最终铸成大错，则体现了作者对侠客们的规箴；《儿女英雄传》的开篇词作，则明确亮出了该民族“最是儿女又英雄，才是人间龙凤”的价值取向。如果说王度庐在 这里也有受到民族传统观念影响的一面，当无大错。

     毕竟王度庐是一位20世纪前期方才涉足小说创作的作家，可以肯定地说，受西方现代文艺思潮的浸润砥砺，在他那里也是不言而喻的。他的作品，强调天赋人生之 “爱”的权利，极写旧时代男女义侠们的情感追求以及这种追求无法实现的人生悲怆。在这里，社会与个性的矛盾，情感与义理的冲突，都刻绘得淋漓尽致。

有趣的是，不大写古代侠客除暴安良母题的王度庐，却在他的现实题材创作中，一而再、再而三地书写具有除暴安良侠义精神的人物。《古城新月》、《风尘四杰》、《燕市侠伶》、《粉墨婵娟》等等，都属于这一类。

    他在报社就专等着，等那“贾大哥儿”找他来，最好是连那“贾大人”也来，或是大名片，或是大名片的儿子，一律准备着应付。——就这样，方梦渔抱着一种仿佛侠士似的勇敢的心情。

   此系《粉墨婵娟》中对古道热肠的记者方梦渔的叙写，他最终为拯救被黑暗世道戕害的女伶而中弹身亡，并至死未悔。《风尘四杰》的“四杰”，都是北平底层卑微 的小人物且个个都存有些人格缺陷，关键时刻他们却都能拍案而起挺身而出，做出很侠义的举动。《古城新月》里面的柏骏青、祁丽雪、刘醉生，各自的身份、处 境、观念颇多不同，但是，在通力救助贫女白月梅逃出苦海上头，则全都没有二心并起了作用。与老舍类似，王度庐在面对丧失公正的社会逼迫之际，也总是率先祭 起侠士救世的旗帜。

     满人们的饱含古典主义精神的治世药方，亦可敬，亦可悲。

 恋京情结流露与女尊观念表达

     旗族在独到的历史走行中，的确形成了不少特殊的意念。

     清初八旗入关，几乎是倾巢而来。定鼎中原，满人把他们民族的大本营放在了北京。有清一代的京师内城[22]，二三百年间，成了旗族将士和家眷的驻防之区域，及至清末，旗人们普遍具备了“京师即故乡”的认知。

清代满族文学的大半数作家均出在北京，他们饱蘸情感地写北京，并开辟了京味儿文学的先河。假如说当代不少别民族的作家也参与了京味儿文学创作并且着 重是在写作风格上模拟“京味儿”的话，满族作家可是从一开头就使此种文学拥有了相当充分的感情根基。老舍在散文《想北平》里写道：“我真爱北平，这个爱几 乎是说而说不出的。……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而是整个儿与我的心灵相粘合的一段历史……真愿成为诗人，把一切好听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 血里，像杜鹃似的啼出北平的俊伟。啊！我不是诗人！我将永远道不出我的爱，一种像由音乐与图画所引起的爱。这不但是辜负了北平，也对不住我自己，因为我的 最初的知识与印象都来自北平，它是在我的血里，我的性格与脾气里有许多地方是这古城所赐给的。”[23]

     这种“杜鹃啼血”般的恋京情结，在旗人作家王度庐身上也展示出来。

     1911年辛亥革命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宣传，姑且不说旗族群体本来即是中华一部分，也不说这场革命功成后是否还有人记得该把这批人“驱逐”出北 京城，事实是，在这座城市里早已落地生根的都市化旗人们，已经没有可能再像元朝落败后的蒙古人那样返回塞外故土。即使存有这样的迁徙条件，京城里的众多旗 人们也割舍不掉与这座城市的那份情缘。1928年，民国政府颁发政令，定南京为首都，改北京为“北平特别市”，这让以旧日旗族为代表的“老北京儿”们又一 次大感失落，他们都由“首善之区”的居民跌落成了“故都遗民”。王度庐以“柳今”笔名发表在1930年5月7日《小小日报》上的杂文《恢复北京》说到： “北京的老哥儿们（谈北京自然要说纯粹北京话）自从迁都以后，享乐太‘平’以后，全都有些感觉得不受用，就仿佛丢了下半截似的，茶不思，饭不想（窝头都快 不想吃了），连买卖都不愿做了”。“我是在北京生长起来的，自然也不愿做这个‘亡京奴’；不过我最希望在北京未恢复以前，大家就振起精神来，建设它，布置 它，改良它，否则就是把天堂挪到北京，大家仍旧是没有饭吃。”作者不愿成为“亡京奴”，不能不说是满人恋京情结的证实，只是他身为有志青年，更愿意规劝同 胞们，振作精神建设好这座“废都”，特别是要教这座城市里面的穷苦人们（其中不少是他的旗族同胞）衣食有着。

     他后来在青岛写小说，包括武侠题材与现实题材，故事绝大多数都发生在北京（北平），极少数故事即使发生在大西北或者青岛等地，差不多北京（北平）也还是 那故事的策源地。正如徐斯年所说：“凡是度庐先生以北京（北平）为背景或主要以北京为背景的作品，其地名绝大多数也都是真实的。”[24]这说明作家对北京城感情之深透与了解之周密。

     满族传统在对世间两性的看法上面，从来就有尊重女性的特点，如若将之称作“尊女观念”，也未尝不可。究其由来，起码有这样几点是可以注意的：一是该民族 的母系氏族社会记忆清晰，在异常繁复的萨满教文化传承中间，女性的氏族祖先神以及女性的萨满（神职人员）形象，非常之多，因而其世代族裔便对女性葆有着一 定的敬畏感；二是满族先民长期以采集渔猎为传统经济支撑，男性多从事渔猎，女性多从事采集，而采集虽时常不及渔猎收获丰盈，却在一切天候下较后者之收益更 加稳妥保险，男女社会分工的结局没有让男性有绝对小视女性的理由；三是入关前满族先人没经历太多的封建过程，更没有遭受到“男尊女卑”封建道德的精神摧 残；四呢，是清朝旗族少女，从理论上来讲人人都有一朝“选秀入宫”的机会跟可能，所以常被高看一眼，她们从小就亮着大脚满街疯跑，回到家里也都有任凭其指 手画脚的“姑奶奶”身份。

     《红楼梦》里的两性观——“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儿是泥做的骨肉”，张扬了抑男褒女的反文化潮流态度，也曾使不少读者感到新奇和诧异。翻翻中国古典四大 名著，《三国》、《西游》和《水浒》，是断断讲不出上边这样话来的。曹雪芹承袭了有异于中原汉族的性别理念，认为女性非但不低男人一等，不该做男人的性奴 隶，甚至还要比男人们更高洁一些。

     玉娇龙与祁丽雪，一者出身于清季豪门，一者来自民国上流，二者虽然都未能具备完美的人格，却均在表达与显示女性的社会权利方面，有着非同凡响的态度，给 人耳目一新的感受。作家将自己民族传统观念当中的有益成份与时代的进步的价值观念相接轨，不仅使笔下的这类形象，甚而也教他的创作闪射光华。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