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王度庐

摘自:《文史参考》2010年21，22期

      作者: 孔庆东

   现代武侠小说诸大家中，恐怕要数1938年以《宝剑金钗》成名的王度庐“武艺”最低。其代表作“鹤铁系列”五部曲中一无绝险打斗，二无这帮那派。学界目前对王度庐的一致定位是“悲剧侠情”。
　 　王度庐（1909—1977），原名葆祥，后改为葆翔，字霄羽，生于北京贫苦旗人家庭，七岁丧父，断续读过几年书，但勤奋好学，练写诗词，中学未毕业便 做小学教员和家庭教师。他经常到北京大学旁听，到北京图书馆自学。因投稿结识北平《小小日报》经理宋心灯，被邀任编辑。开始发表侦探小说，以“霄羽”为笔 名，模仿《福尔摩斯探案》，写过一个“赛福尔摩斯”鲁亮系列。后到晋豫陕甘漫游，1934年在西安与李丹荃结婚，1937年同赴青岛。抗战爆发后，以“度 庐”为笔名创作武侠小说《河岳游侠传》，又接连创作《鹤惊昆仑》、《剑气珠光》、《卧虎藏龙》、《宝剑金钗》、《铁骑银瓶》这一套“鹤铁五部作”，跻身武 侠小说名家之列，另写有言情小说多部。
　　侠为至刚，情为至柔，像一切对立统一的事物一样，二者也不免“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古代通俗 小说中曾经出现过《好逑传》、《儿女英雄传》等侠情并举之作，令人耳目一新。若分解来看，其侠与情却不如纯正的侠义小说和言情小说之“够味”。男女侠客虽 可以结为连理，共闯江湖，但这只具有情节和结构意义，女侠的故事是男侠故事的“锦上添花”。“作家只对他们结合的社会效果感兴趣，而不关心他们各自的感情 变化。”真正让武侠小说中的爱情深度超过言情小说，王度庐是第一功臣。
　　王度庐“武艺”不如白羽、郑证因，“修行”不如还珠楼主，他对 武侠小说最杰出的贡献，公认为是“悲剧侠情”。《鹤惊昆仑》中，江小鹤与阿鸾青梅竹马，却因两家之仇，爱恨交织，终于情不敌仇，阿鸾自刎而死。《宝剑金 钗》中，李慕白与俞秀莲两相爱慕，只因秀莲已于幼年订亲，许给孟思昭，加上孟思昭为成全他们二人赴敌身死，李、俞二人遂以“大义”为重，终身以兄妹相称。 《卧虎藏龙》中，玉娇龙与罗小虎早年私订终身，只因罗小虎弄不到一官半职，始终是个强盗，玉娇龙便不能以贵小姐之身下嫁。在仇、义、名的面前，情是何等脆 弱、何等无力。这里并没有外力阻挠主人公成为眷属，而恰恰在这可以自己选择的时候，人才发现不存在“自由”。
　　论者多以人物受封建观念 毒害来解释，徐斯年、张赣生先生等所论甚详，这诚然是正确的。但仅此还不能说明悲剧的震撼力。可以发现，王度庐笔下的情人们对“情”在心底都怀着深深的恐 惧感。他们深情、挚情，可一旦情梦即将实现，他们非死即走，退缩了，拒斥了。他们舍弃现实的所谓“幸福”，保持了生命的孤独状态。而侠的本质精神，正是孤 独与牺牲!正仿佛鲁迅笔下的“过客”，拒绝接过小女孩手中的红布，这些侠的生命本能决定了他们必须永远选择“苦行”，这正是悲剧的震撼所在。
　 　台湾学者龚鹏程说:“他们不断在‘求知己’，并将自己交付给知己或求知己的活动”，但是“知己一旦出现，即意味孤独的旅程业已结束，侠客孤独漂泊的生命 也走到了尽头。”此论颇具慧眼。阿鸾用小鹤之剑自吻，小鹤九华山归隐，李慕白、俞秀莲终身压抑真情，玉娇龙与罗小虎一夕温存即绝尘而去，这些尽管有“封建 观念”在作祟，但却恰恰成就了人物的“大侠”形象，令人感到同情与向往、感动与惋惜、寂寞与悲凉。一种带有本体询问意义的悲剧被作者笔酣墨饱地展示出来。 什么是侠?什么是情?王度庐将这些问题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后来的梁羽生、金庸、古龙，交出了几张优秀的答卷。
　　王度庐多年旁听于北京大 学，熟读中西文学名著，深通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他笔下的爱情悲剧多是人物自身造成的性格悲剧，人物在可以自掌命运的情况下，由于某种心理情结而放弃了 幸福。这种爱情观念比之五四时代的新旧冲突模式已经有了相当明显的发展，业已接近了爱情和悲剧的本体，因此正像金庸的《神雕侠侣》和《白马啸西风》，去掉 武打部分仍然是优秀的爱情交响曲。王度庐对象征手法的成功运用也留给后人以深刻印象，如柳树、宝剑、金钗等。大量情致深婉的心理描写和景物描写，使王度庐 的武侠小说在语言层面上成为“雅化”之最。

　 王度庐的小说也有侠不犯禁的一面，《宝剑金钗》中的李慕白坚决拒绝越狱即是一例。然而王度庐笔下的侠客们不但不俗，而且比白羽、郑证因的人物形象更加侠入骨髓、义薄云天。
　　《鹤惊昆仑》中江小鹤的心上人阿鸾被纪广杰娶走，他赶去与纪拼斗，途中却目睹纪广杰赈粮救灾，遂忍辱罢手，反而暗助纪广杰，并两次救其性命。《宝剑金钗》中李慕白明明与俞秀莲萌生情愫，只因俞秀莲从小已与孟思昭订亲，李慕白便受秀莲父亲之托，一定要负责将秀莲送往孟家。而孟思昭流落风尘，感激李慕白相知之情，遂一死酬知己，将秀莲让与慕白。而直到《剑气珠光》中，慕白与秀莲也只以兄妹相称，誓死不负孟思昭。《铁骑银瓶》中的韩铁芳先为忘年交玉娇龙千里报丧、卖马入殓，又为另一位忘年交罗小虎奋不顾身、舍命相救。而这两位忘年交正是他的亲生父母。
　　司马迁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受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王度庐便是把侠义写到了这种境界。《鹤惊昆仑》中，掌门人鲍昆仑以“正义”自居，但他的正义不是从对人的关怀出发，而是从传统的观念、固定的“规矩”出发，因此他刚愎自用，冷酷无情。因徒弟江志升私有艳遇，便率众徒残酷追杀，后又想斩草除根，杀害江志升之子江小鹤。为免江小鹤之报仇，强令孙女阿鸾嫁给纪广杰。全书的悲剧完全是他的“正义”行为所造成。由此亦可看出，王度庐的侠义观已经越出传统范畴，而与人道主义接壤。
　　出身下层旗人家庭的王度庐，在小说中描绘出的“市井文化”，也颇具代表性。特别是《卧虎藏龙》中“一朵莲花”刘泰保等几个市井小人物，写得比主人公还要血肉丰满。徐斯年先生指出：“他们所构成的市俗社会，是王度庐‘江湖社会’最富人情味的组成部分。”王度庐居然能从刘泰保这样的龙套角色身上写出既“死要面子”又“屡败屡战，永不气馁”的一种人生精神，这当然得益于高角度的文化观照。王度庐从不为故事而故事，他总是力图在人物和情节的背后总结出某些意义，传达出某些哲理。就连他的书名也都是具有暗示、象征功能的。《鹤惊昆仑》隐含江小鹤的复仇使鲍昆仑一生担惊受怕，更深的意义则是孤独而高傲的少年终能战胜那以昆仑自话的刚愎无情的“泰斗”。《宝剑金钗》隐喻男女主人公高贵纯洁，但金钗有主，剑钗终不能成为一对。
　　《卧虎藏龙》隐喻男女主人公罗小虎和玉娇龙虽真心相爱却因非属同类( 强盗与小姐) 而不得不各抑真情，一卧一藏，终生苦困。《铁骑银瓶》既隐含韩铁芳，春雪瓶一对年青人的名字和性情，更深一层则象征着“银瓶乍破”、“铁骑突出”那般惊心动魄的大悲剧的到来。( 笔者根据情节望文臆度，虽无确证，谅不致有误。)
　　王度庐的侠情小说在情节设计上也深得吞吐回环之妙。如《宝剑金钗》中李慕白送俞秀莲往孟思昭家完婚，孟思昭却负罪逃亡在外。后李慕白在贝勒府发现一可疑仆人，二人由比剑而成挚友，再后才察觉此人便是孟思昭。《卧虎藏龙》中贝勒府宝剑被盗，拳师刘泰保被怀疑，刘明查暗访，发现蔡九可疑，而蔡九却盯上了大盗碧眼狐狸，其实层层皆是螳螂捕蝉， 盗宝剑者乃是九门提督之女玉娇龙。武侠小说得言情、侦探左右相助，不啻如虎添翼，愈臻佳境，比之零碎散乱的“南向北赵”时代，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王度庐还善于塑造一些自作聪明的小人，如《铁骑银瓶》中的毛三，他不信主人已散尽家财，一心想仗着主人的财势，将来为所欲为。于是他苦苦哀求：“大相公，大相公！您要出门可得带上我。……唐三藏上西天取经，除了猴儿不算，还得带着个猪八戒呢！反正我是大相公的一条狗，大相公往哪边走，我就跟着往哪边走。”这样的形象不但令人鄙视，而且栩栩传神。武侠小说中的滑稽人物和滑稽气氛也是对侠肝义胆的一种映衬，它们除了本身的审美价值外，丰富了“侠义”的语境，使人对侠义精神理解得更开阔、更深刻。

摘自：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服务管理广播台<茶余饭后话北京>（2008/4/15）

   主持人：文林

   嘉宾：常华（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西山文化专家）

    ……                    

  常华：……在他（王度庐）的作品中有大量的北京民俗文化。其中一点就是庙会。你看在他的《卧虎藏龙》里边，写得最为细致生动的，说的是咱们北京西郊的妙峰山庙会。
  文林：因为妙峰山当时那个庙会是当时北京最有影响的庙会之一。
  常华：对，而且它的影响力还扩散到外地。在王度庐作品中借着女角色玉娇龙，为了父亲病愈，而上山请愿，要去舍身跳崖。在这个章节里，把妙峰山庙会的这些民俗活动，做了很生动很详尽的展示。所以可以肯定，王度庐先生自己亲自去过妙峰山考察过，如果单凭一些书上的参考资料这么来搞的话……
  文林：他不可能写得那么生动。
  常华：写不出这么富有生活气息这么生动的内容。他书中写妙峰山的香道、村庄这些地名，现在都能找到。
  文林：全都是用的原来的名字……
  常华：……这里咱们介绍几个小例子。书中说了，玉娇龙在为母亲办完丧事之后，深居简出，到了四月份妙峰山又办庙会了，她为了父亲病愈，而决定上山还愿，这样,她从妙峰山庙会送会旗活动，就是广告、会帖子、海报，从这儿说起。说的这一天从高坡上来了一大群人，为首的穿着长袍坎肩，拿着一面三角形的黄绸小旗子，上面绣着“曹山进香”四个黑字，这个说得都非常准确。老照片显示，当时那些进香的人打的就是黄地黑字的旗字。另外他下面说，他们捐了多少两银子，这指的是大户人家，一般情况下，这些来的人，就是在墙上、大街上贴上有关庙会的会旗，宣传的广告就完了。在他的书里还提到，妙峰山上有一座悬崖，奇高无比，一般孝子贤孙，曾为父子之病来此舍身跳崖，据说是因为一片孝心，能够感动神灵。所以时常从高崖跳下去之后，有神保佑，竟然丝毫无恙，而且父母的病也因之好了。
  文林：就是这样的一种传说。
  常华：这完全就是一个传说。但是据记载，在妙峰山庙会期间，确实是有人舍身跳崖的。
  文林：结果他就把这个记载运用到他的作品里面去。
  常华：对。在妙峰山山顶上白塔的前面。
  文林：常老师，上一次去年咱们去，还拍了那个白塔，包括一秉虔诚大的洪福的标语。
  常华：就在白塔边上就是一个三十多米的大的悬崖。
  文林：那个白塔边上都是拿围栏围着，确实从那儿一看挺陡峭的。那儿就是舍身崖。
  常华：那个地方就叫舍身崖，过去还真有人，当然是个别的了。善男信女们为了父母的疾病许愿，跳崖。
  文林：但是跳了人还伤不着。
  常华：这是传说，实际的情况是跳下去非伤之即亡。那肯定的，三十多米的高崖。而且这可以说是过去的一个陋俗，过去的一个很丑陋的恶俗了。在当时二三十年代，妙峰山不通汽车，全凭人走上去，附近也没有医院，所以遇到这些跳崖的信使们，甭管是伤了的也好，亡了也好，首先得由他的亲友们，雇佣当地的村民，用担架或者用滑竿，把受伤的或者已经死亡的人，抬下山，走四十里山路，走到门头沟镇，由那儿坐火车进城，再去医院去抢救，你说多可悲啊。
  文林：跳之前担架就得在旁边备着。但是他在书里设计的这玉娇龙，本身她有武功啊，所以她要跳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
  常华：他电影里就把玉娇龙跳崖的场面，移到了武当山了。他的书中还说，说玉娇龙，他们的车马出了德胜门，就往西北走去，直奔妙峰山。这说的走的是妙峰山的东北道，五条香道之一。下面又接着说，妙峰山从今天热闹起来了，那些善男信女都讲究抢先烧香，尤其传说烧第一股香最好，这确实如此。
  文林：头柱香。
  常华：讲究进头香，这在历史上就有。当年慈禧太后，为了给她儿子同治帝求平安，也是预先告诉庙里头，非等他们进完香之后，才许别人进香。这也是在生活中确实有。
  文林：这些细节他描述的都特别准确。
  常华：就说明他肯定是去过此地。你看他后边还说，说他带着妻子来到了山后的一个村落，这个村落叫三瞪眼，位置在一个三岔口的周边，交通方便，还有当地的妇女卖桃木拐杖等等。这个说的村名，村子现在还存在。
  文林：这三瞪眼真有这么一个村子？
  常华：这个村子的名字现在叫建沟村。这个村子由于是处在一个三岔口上，所以又叫三岔剑，过去叫过三岔剑。
  文林：那叫它三瞪眼什么意思呢？
  常华：三瞪眼它是把妙峰山香道，东北道上一个地名他给移到这儿了。这个三瞪眼实际上是中北道上面的一个地段，那个地方蜿蜒崎岖，来回地拐弯。
  文林：很陡峭，不好走。
  常华：抬滑竿，抬爬山虎的这些轿夫，走到这儿以后，必须得高度集中精力，瞪着眼睛，仔细看着路，所以叫三瞪眼，来回拐弯。
  文林：我以为说这个三岔路口，行人到了这儿不知道上哪边去，所以叫三瞪眼。三条路，不知道走哪条。建沟村您说过，如果上妙峰山，这是必经之道。
  常华：必经的一个村庄。他这书上还提到，说是到了夜深人静，门外夜行的香客，还在彼此道着虔诚，桃木棍敲击在山石上声音极为清脆。实际上妙峰山的庙会在每年的农历四月初八的前后这几天是高峰，人最多，所以无论是白天夜里，都是上山下山的人，特别的多。而且互相只要见了面，就互道虔诚，尤其是夜里，每个人都得拄着一个桃木的拐杖。这个桃木本身有辟邪的作用，另外就是路黑，确实得敲着。所以听到人们清脆的敲击石头路的声音，所以他这个记载是十分形象的。另外书里面记载了妙峰山香会表演的花卉，至少有八种，这八种是秧歌、耍叉子、开路会、举幡旗、耍坛子的花坛、五虎棍、少林棍、踩高跷、莲花落等等，写得都是非常生动。王度庐作为北京长大的这么一个满族的作家，他的文章中特别幽默，流露出一种自然的京味。
  文林：这也是对北京的一个文学特点。
  常华：所以说王先生是京味文学大家，是完全不为过的。
                   ……

后记：

    王度庐先生笔下的北京,具有高度的真实性,不仅经得起与地图进行核对，而且俨然为一幅立体的、动态的、具有继时性的“故都图”。    《卧虎藏龙》第十四回的标题为：礼佛妙峰投崖尽愚孝，停鞭精舍入梦酬痴情，写的就是玉娇龙去妙峰山舍身跳崖，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的《卧虎藏龙》印刷有误，将书中的“妙峰山”全部印成了“妙山”，将“峰”字漏掉了。

摘自:中华读书报（2000/9/20）
    作者:应振洋

　华裔大导演李安的新片《卧虎藏龙》可谓反响热烈。该片今年在多个国际重要电影节上展映，其飘逸优美的武打设 计，和李安精心构造的传统中国韵味令观众惊叹不已。然而更须一提的是，这部武侠片的成功，首先有赖于它演绎了一个曲折动人的悲情故事。

　　影片以京城九门提督之女玉娇龙与沙漠大盗罗小虎的爱情悲剧为主线，对于这个故事，相信 许多观众都不会陌生。80年代初，正值武侠小说刚刚在大陆解禁，而金庸古龙等人的新派武侠作品还未流传，在普遍的阅读饥渴中，《今古传 奇》杂志连载的一部《玉娇龙》迷住了无数武侠爱好者。很多人正是通过《玉娇龙》知道了这个故事，但他们可能并不清楚，《玉娇龙》其实只是 改写之作，其原本就叫《卧虎藏龙》，而李安的电影是从原作直接改编的。小说《卧虎藏龙》作于民国，它的作者是与还珠楼主、宫白羽、郑证因 齐名，被后人并称为“北派四大家”的王度庐。

　　武侠大家王度庐

　　王度庐（1909－1977），原名葆祥，字霄羽，出生于北京贫困旗人 家庭。七岁时父亲去世，家境益发艰难，全靠母亲和姐姐为人帮佣及做针线维持生活。由于家贫，王度庐没能接受系统的学校教育，才十二岁就被 送入眼镜铺当学徒，不久却因身体瘦弱、手脚不灵而被辞退；又去给一个小军官当听差，也同样遭到解雇。但他刻苦自学，中学未毕业就做了小学 教员，开始为家庭分忧。

　　度庐先生自幼爱好诗文戏曲，虽 然学业中辍，他却从不放弃自己的努力。当时王家住在地安门附近，离北京大学原校址不远，王度庐便去风气开放的北大旁听，得遇颇多名家讲 授；他还常到北京图书馆看书，或者去鼓楼上的“民众图书阅览室”阅读。就这样日积月累，
逐渐打下了坚实的中外文学基础。王先生不仅熟悉中 国的传统文化，对于西方文学和文化思潮，他也有独到的领悟。比如在《落絮飘香》等作品中，就曾对莎士比亚剧作等西方名著作过精当的分析。 另外他还善于运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说表现人物心态，并能将西方小说技巧融纳于传统的叙事模式。

　　王度庐从十几岁起就常写点小文章或旧体诗词向报刊投稿，到三十年代初期，他因投稿结识 了北平《小小日报》主事者宋心灯，并受到宋的赏识，被邀任该报编辑。编辑《小小日报》时，王度庐开始在该报及其他报章发表连载小说，多系 篇幅不长，仿《福尔摩斯探案》的侦探作品，署名“霄羽”。

　　1933年后，华北局势日趋紧张，王度庐离开北平，流亡到陕西、山西、河南各地。其间，曾任西安《民意报》 编辑，当过小公务员，由于既无学历，又无高亲贵友，加以性格孤僻，虽然文笔好，肯苦干，终未逃脱每被辞退的命运。1934年，他在西安与 李丹荃女士结婚，婚后生活仍处于颠沛流离、衣食无着的境地。1937年春，王氏夫妇赴青岛投奔李丹荃的伯父，不料几个月后抗战爆发，青岛 沦陷，全家数度逃亡，伯父资财亦损失殆尽。

　　困 居之中，王度庐偶遇在《青岛新民报》（1942年与《大青岛报》合并，更名《青岛大新民报》）担任记者之旧友，遂应邀为该报撰写长篇连载 小说。1938年6月1日始载武侠小说《河岳游侠传》，取笔名“度庐”，意思不外是“寒门度日，混混生活”而已。此后刊载《宝剑金钗记》，以写英雄儿女的爱恨情仇故事而始受重视，这时，他的另一类重要作品言情小说也逐渐得到肯定。抗战期间稿酬微薄，作品数量虽丰，却仍 不足以解决生计，使得王度庐不得不兼做其他工作。青岛十年间，先生曾兼任中学代课教师、“摊贩公会”文案、赛马场售票员；1946年岁 暮，全家甚至靠摆地摊卖春联而度年关，生活困窘，可见一斑。据李丹荃老人回忆，当时写小说首先是为了糊口，每日把要连载的部分写在一张纸上，由报馆派一小童取去，创作环境极为艰苦。王度庐的代表作品，差不多都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完成的。

　　王度庐性格内向，又体弱多病，平时沉默寡言，不喜交际。写小说出名后，也常有人慕名前来 拜访，他总是装病躲避；又很少上街，过着自我禁闭的生活。由于工作劳累，他的健康受到损害，家人曾劝他放弃笔耕，另谋生路，他却写上了 瘾，直写到1949年方才搁笔。

　　1949年初，王度庐 携全家移居辽宁，曾先后在大连、沈阳等地任教。文革中，王氏夫妇被“下放”到昌图县大苇子沟安家落户，1975年，他们迁居铁岭。两年后，正值旧历年底，王度庐以久病之身在铁岭去世，享年68岁。

　　王度庐在文化思想上颇认同于“五四”新文化传统。对他而言，自己那些包括武侠小说在内的通俗作品只是“为了 混饭吃”的不得已之作，大概并不符合他的文学理想。因此，对自己“如同伶人唱堂会”般地写小说，先生甚感不满，乃至自认为是“一生犯下最 大的错误”。然而，正因为有着“五四”传统的自觉认同，王度庐在创作中才能不经意间以新文学对旧形式进行改造，从而推动了通俗文学的 “雅”化和“现代化”进程。单从这一意义上说，他给后人留下的也是一笔宝贵的文学及文化遗产。

　　

独创一格的悲剧侠情小说

　　在“北派四大家”中，王度庐独以悲情武侠著称，使得言情武侠小说旁支斜出又出现新的类型。从1938年开 始，他连续写下《鹤惊昆仑》、《宝剑金钗》、《剑气珠光》、《卧虎藏龙》、《铁骑银瓶》五部互有联系，又各自独立的武侠小说，成为他的代 表作品。五部小说共包括三个悲剧侠情故事：江小鹤（后称江南鹤）和阿鸾、李慕白和俞秀莲、罗小虎和玉娇龙的爱情纠葛。最后一部《铁骑银 瓶》写玉娇龙产下与罗小虎的私生子（韩铁芳），却又被人调换为女（春雪瓶），上一辈的情义演化为下一辈的情义；后来韩铁芳千里寻亲，在荒漠分别遇到生身父母而不知，父母又辗转死在儿子的面前；韩铁芳和春雪瓶虽然有情人终成眷属，然“龙埋大漠”，“虎葬冰山”，弥天之憾，复何以堪！

　　这五部作品构成了所谓“鹤－铁系列”，其中人 物最多，情节最复杂，展示社会风貌最为广阔生动的，当属《卧虎藏龙》。

　　《卧虎藏龙》1941年开始在《青岛新民报》连载，连载时名为《卧虎藏龙传》，题中暗嵌主人公罗小虎和玉娇 龙之名，并喻示了他们的命运。玉娇龙身为九门提督之女，虽爱罗小虎，但为维护父兄官誉却不得不嫁丑翰林鲁君佩；玉、鲁大喜之日罗小虎闹 婚，玉娇龙出走，倚仗盗来的青冥剑之利横行江湖；又因盗“九华秘籍”而受制于女贼耿六娘，为此遭李慕白、俞秀莲等“侠义道”围攻；后来得 知母死家败，借机巧施跳崖之计，遁迹后与罗小虎相见，但又碍于封建门第观念，认为侯门之女终究不能委身盗匪，遂于一夜温存之后，仍然孤剑单骑，远走大漠。

　　小说刻画玉娇龙这一人物极为成功。 她是刁蛮任性、为所欲为的侯门之女，又是敢爱敢恨、豪情万丈的江湖女侠。她既具争强好胜的叛逆性格，不服输不信邪，所以敢于盗剑，敢于向 俞秀莲挑战；却又冲不破传统名教观念的束缚，不敢“败坏门风”，只能怀着一颗破碎之心黯然离开。她那官家大小姐的身份恰是她心头无形的桎梏。台湾学者叶洪生先生认为，“作者悲悯地将玉娇龙这种对封建门第观念视同‘原罪’，并予以无情地揭露、鞭挞，正要世人认清其祸害本质所在。”而其震撼人心的力量，正是借玉娇龙的悲剧性格和悲剧命运方得以显示。在揭示人物内心上，作者甚得力于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运用较为成功。

　　《卧虎藏龙》中另一个成功的人物是铁小贝勒府的教拳师傅，绰号“一朵莲花”的刘泰保。他不仅是书中起贯穿作用的线索人物，而且是一位被塑造得最为血肉丰满、最具“浑圆”特征的角色。书中的刘泰保生性嗜赌好吹牛，喜欢管闲事、打不平；又爱慕虚荣，想入非非，常自以为是。他是北京市井中的混混头儿，故有几分“青皮”习气， 但遇事却能“咬住不放”，用徐斯年先生的话说，是能够“用咬
住不放的‘青皮’精神来伸张正义”，屡败屡战，永不气馁，既可憎可笑，又可爱 可敬。由于熟悉北平下层社会生活及这一阶层各种人物的生动个性、语言心态，王度庐写起刘泰保这样的市井人物显得得心应手，格外入神。据说 李安的电影里，最初刘泰保的戏要比现在看到的重，可惜的是，为了突出女主角，很多都被剪掉了。

　　王度庐不擅长写武打，他小说里最绝顶的武技无非“点穴”，春雪瓶的连珠袖箭即可射得众多 高手望风披靡。对他作品以情取胜的特点，叶洪生是这样评价的，“说来也怪！王氏书中没有奇幻情节，没有神功秘技，甚至连江湖帮派、武林高 手都没有——简直不像是一般所熟悉的武侠小说！乍看之下，王派‘江湖’平平无奇，‘武艺’十分笨拙！其塑造的英雄儿女常唉声叹气，又心有 千千结！似乎没一个叱咤风云的好汉，只有‘举杯浇愁愁更愁’……但细加品味，掩卷深思，他们的身影却都活生生、血淋淋地直逼眼前！泣诉江 湖儿女生命的悲情、现实的无奈；令人感同身受，低徊不已。”

　　王度庐的语言朴拙，虽然有时失之粗糙，但并非缺乏功力。深厚的传统底子加上新文学的滋养，使他的小说妙笔时 出，常得意境之美。作为北京长大的旗人，王度庐行文幽默，有一种自然流露的京味儿，他的作品应当算作京味儿文学和旗人文学的一部分。

　　

聂云岚改写风波

　　王度庐一生坎坷，他的书也命运不佳。其作品在青岛连载时，因战争激烈，交通阻塞，难以有大的影响。抗战胜利 后，上海的励力书局开始大量印行王度庐的书，他的作品才得以广泛流传。然而解放后武侠小说被当作封建文学而遭贬斥，王的作品也没有逃脱被 尘埋的命运。

　　有趣的是，《卧虎藏龙》等作品并 没有给生前的王度庐带来多少名誉和财富，但在四十年后，却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成就了一名作家，还有一本成功的杂志。1983年，《今古传奇》杂志在当年的第三辑开始刊载一部名为《玉娇龙》的“长篇大书”，标题后署着“聂云岚改写”，但是却没有注明改写自哪部作品、原作者是谁。这部实际上源出王度庐《卧虎藏龙》的改写之作，一出世便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玉娇龙》载完之后，聂云岚再接再励，又将《铁骑银 瓶》改写成《春雪瓶》继续载出。随后，中国文联出版社印行了《玉娇龙》和《春雪瓶》的单行本，聂云岚名利双收，《今古传奇》的发行量也从41 万份飙升到273万份。

　　聂云岚为什么要改写《卧虎藏 龙》？他在书信中解释说，其“心愿和动机”，“确是出于对著作的倾心和解放后那几部书的遭遇”。聂云岚之子聂嘉陵后来回忆，“父亲在小时 候就看过王度庐的《卧虎藏龙》，印象很深刻，一直想把它写出来。后来父亲被打成右派，仍喜欢给我们讲《卧虎藏龙》的故事。1978年落实 政策后，在朋友的鼓励下，父亲根据《卧虎藏龙》写出了《玉娇龙》。”由于聂云岚“原来一直以为王度庐是清代人，没想到王度庐先生也是现代 人”，所以也就没有想到里面会牵涉著作权问题。

　 　1987年，李丹荃得知了改写之事，随即通过书信与聂云岚进行交涉。她在信中对改写提出反对，“关于有人准备改编事，那是我坚决反对 的。……改好改坏是一回事，改编本身合理不合理又是一回事。……不然的话，我将《李调元佳话》（按：聂云岚作品）改写一下，添点什么，算我写的，看大家会说什么。尽管您理直气壮地说‘光明正大’、‘尽人皆知’，都不能算改编合理的理由。”聂云岚作了解释，并在回信中对他引 发效仿者纷纷改写王度庐作品表示歉意，“我的改编虽然自问目的、动机无它，当时的情况（时间、形势）又有所不同，但我毕竟是‘始作俑者’ 啊！”之后在《今古传奇》杂志社的调解下，李丹荃出于对聂半生遭遇的同情而没有再作追究。如果不是今年又掀起一轮版权纠纷，我们倒可以把这些往事当作文坛佳话看待。

　　电影《卧虎藏龙》引起轰动 后，玉娇龙的故事随之升温，聂云岚的改写之作获得了新的出版和改编机会。今年8月，湖北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了署“聂云龙编著”的《玉娇 龙》和《春雪瓶》；四川红都影视有限公司则找人改编聂书，筹拍电视剧《玉娇龙—春雪瓶》。对此，王度庐的家人当然不能接受，开始进行多方面的交涉。

　　王、聂二位先生均已作古，这场纠纷便只能由 双方家人出面解决。王度庐的家人明确要求立即停止出版改写作品，停止对改写作品的影视改编；聂云岚的子女则积极争取跟王度庐的家人接触以 达成谅解，希望不致影响《玉娇龙－春雪瓶》的拍摄。8月9日，《今古传奇》杂志社社长舒少华等人专程赴京，就该社在“创刊二十周年精华系列”中重新刊出了《玉娇龙》和《春雪瓶》一事向王度庐先生的家人致歉，并表示立即停止发行，登报致歉，赔偿损失。作为改写风波最初当事人 之一，《今古传奇》杂志社已经作了交待，而且得到了王度庐家人的谅解。剩下的纠纷是否能够得到妥善解决？我们唯有拭目以待。只不知王、聂 二位先生若泉下有知，各自又将作何感想？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客观地讲，聂云岚的改写使玉娇龙的故事广为人知，但引起的混淆，却足以令原书及其作者遭 到掩盖。不光普通读者不知有《卧虎藏龙》和王度庐，文学研究的专业人士也闹出过把《玉娇龙》当原著的笑话。今年的电影出来之后，很多人都 以为是从《玉娇龙》改编的，以至有的文章竟发出了“《玉娇龙》被大材小用”的感慨。

　　长久以来，虽然普通读者对王度庐和他的作品知之甚少，但很多研究者却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如徐斯年、叶洪生诸 位先生，就撰写过不少介绍和评论文章。在武侠小说家里，新派大侠古龙曾给予相当高的评价：“到了我生命中某一个阶段中，我忽然发现我最喜 爱的武侠小说作家竟然是王度庐”。在海外，美国的《侨报》90年代初就连载过王度庐的小说。然而，直到李安电影《卧虎藏龙》问世，才真正 使王氏作品光芒再现。

　　李安五年前在台湾首次阅 读小说《卧虎藏龙》，之后便一直都想把它拍成电影。他在接受采访时是这样说的，“我最欣赏作者的传统手法，对中国古典社会文化充满怀旧味 道，某种程度上，它十分写实，没有哗众取宠，没有离经叛道，而且女角的设计尤其突出，还有一个悲剧结局，两者都是武侠片绝无仅有的。”对于从小做着武侠梦，但又向来以文艺片见长的李安，文人气息重、传统意味浓的王度庐作品恰好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发挥空间。

　　电影《卧虎藏龙》的成功掀起了“王度庐热”，群众出版社向王家买下版权，出版《王度庐 武侠言情小说集》（已出《卧虎藏龙》）；日本的一家出版公司也前来联系，要翻译“鹤－铁系列”。影视方面，李安表示要把“鹤－铁系列”继 续拍下去，而中台合资拍摄的电视版《卧虎藏龙》也正在紧锣密鼓的准备之中。新世纪带来了新契机，王度庐和他的作品终于受到了公正的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