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关纪新（摘自《满族书面文学流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满族作家，每每愿意在创作当中，铸入些包括历史反思在内的人文思考。作家王度庐亦然。他曾写过一篇杂文《眼光》，谈到：“……我如今所说却是人类处世接物应具的，审查事体预料将来的眼光；眼光长，看得远，自然非具有奇才卓识不可，然而短眼光，我们却不能没有，要是只看一时，不问将来，那末你笑声未已，哭声就要紧紧随至了。前清的人，如今所以多半受罪，也就是因为没有眼光的缘故。那时皇朝一统，国泰民安，声色相竞，如今一朝事败，只落得死亡流离；北京的人，早先在首都时代，不知多兴些实业，增些生产……这全是眼光太短小，只看一时，却不知人世的变幻无常，淘汰的力量很大啊！现代的社会，时间性极速，变幻极奇极快，要设下准确的眼光，实不容易；但是我们就着不投机，不落伍，有充实的准备，相当的预防去看，是绝对不错的。”这段文字，其检讨旗族历史的用意是多么鲜明，对清代先人们的评判又是何其中肯！在另一篇文章中，他的针砭犀利起来：“到如今，大清国歇业，溥掌柜回老家——忍着走了——政府又一迁移，机关又一裁拼；只好穷愁坐困，口口声声只怨迁都害人，其实我的大老爷！您早先在打小算盘的时候，打一下大算盘，也不致如此呀！”在民国年间满人作家自我反省民族历史教训的作品当中，王度庐的以上表述，委实是该当被人们时常关注和细细咀嚼的。
将王度庐像其他多位满族作家一样，认定为“京味儿文学”作家，是没有问题的。他早期写的杂文，虽多少带点儿时兴的“杂文腔儿”，京味儿的一应表情达意，都是顶够格儿的。青岛写作时期，作品对象不再仅仅是北平读者，可以看出他有意顾及到各方受众的阅读，“京味儿”的收放有了些适度的控制。
然而每写北平故事，他的京味儿语言便俗白纯厚，清脆诱人。尤其是写到旧京下层社会的言谈声口，堪称地道：
巡长……随问小高说：“你姓什么？”小高瞪着两只凶眼睛说：“我姓高呀！”巡长又问：“丢的那姑娘姓什么？”小高说：“姓白，是我干妈家里的！”巡长把小高推了一把，说：“你去！把白家的人叫来，就是打官司你也告不着！”小高说：“凭什么我告不着呀？白家的事都归我管，我干爹是饭桶，他怕见官，我干妈干妹妹她们都是娘儿们！”巡长说：“你别在这儿混搅！段上早明白你们家的事，你要再混搅，我可就带你一个人上局子了，上回你那案还没完呢！” ……小高急得跺脚道：“凭什么完呀？十四五岁的大姑娘都叫他拐跑了，完？”巡长道：“走！你们到局子说去！”小高仍然摇晃着胳膊说：“局子去就局子去，反正我他妈的今儿个跟他泡上啦！”
这是《古城新月》中地痞小高与警察巡长的对话。
他的小说，经常描绘北平的世相百态，一旦涉及故都人事和景象风俗，他的笔触就会变得异常灵动传神。下面是《粉墨婵娟》开头，对春节“厂甸”热闹气氛的状写：
这里果然变了样，不知从哪里来了许多小贩，有的卖凉糕，有的卖带汤加糖的煮豌豆，还有除了“老北平”别处的人全都喝不惯的那种酸味的“豆汁粥”，更有“应节”的新玩具风筝——五尺多高的沙燕、鲶鱼、蜈蚣、鹞子、哪吒闹海，都是用纸和竹做的，全都十分精美，挂满了墙。更有抖起来“嗡嗡”响的空竹，还有纸和秫秸做的，上面嵌着小锣小鼓的风车。“大糖葫芦”，即糖山楂，又名曰“糖球”，每枝都是一大串，比人还高。平时连花草也没有的“海王村公园”里，现已搭设起许多家茶馆。
京味儿文学是与各门类的故都文化相依相生的。京旗作家们自己就常常是北京戏曲曲艺的狂热爱好者，也都特别喜欢去写梨园行、鼓书界的故事，也会在创作中融进诸多的京戏或者鼓书、评书的艺术因素。儒丐、老舍、王度庐，概莫能外。
王度庐无疑是位“超级”戏迷，假如我们还不能证明他跟梨园行没有更加深入关系的话。据徐斯年《王度庐评传》统计，仅王氏笔下《落絮飘香》等七部作品涉及到的京剧剧目，就多达92部，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他的小说，写到京剧题材，没有一笔不是言之凿凿，不是内行话语的；他的作品里常常信笔拈来几句戏文，都能丝丝入扣地配合到情节的铺衍。满族文学家和满族文化人与京剧这门国粹艺术的不解之缘，由王度庐身上足见一斑。[1]
“我看《西游记》，并不是炼什么金丹（连白面也不敢炼啊）；更不敢研究什么房中术（房捐还给不起呢）；不过是看看猪八戒呆头呆脑的，孙悟空猴手猴脚的，很可发笑罢了。”——这是王度庐在议论古典小说《西游记》杂文里说的话，括号当中的句子本与文章议题无干，可是，却全是那年月人们常讲的话，作者随手选择了这种评书艺术“跳进跳出”的闪击叙述方式，颇能收到吸引读者阅读兴致并且也刺讽了时弊的双重效果。
满人们的幽默调侃性情，世所闻名。王度庐作品时常蹦出点儿贴近于生活哲理的冷幽默：“他还想要个美貌的太太，他眼中的女性美不是浓眉大眼的‘粗线美’，不是高鼻凹目那种‘西方美’，他要东方的古典美，可也别像林黛玉，那得陪着个药房……”而幽默的高层次，则是自嘲，一个人勇于自嘲，不单显示了自我审视的信心，也能体现他的智慧与修养。王度庐为《小小日报》“谈天”专栏写杂文，取了个“柳今”的笔名。他不无“郑重”地解释：“我自从署了这花柳毒症的‘柳’，今天没饭吃的‘今’，刨出我一般老朋友，其余谁也不知这柳今就是孤王我；人不知，鬼不觉，就是去做骗子，也是方便的啊。”
满人在文学上历来不喜好一味地高雅乃至于艰涩。他们从清初跨上文坛，就崇尚着艺术的天然、淳朴、通俗、晓畅的风格以及口语化的生动表达。他们的文学后来即便是走向了高雅的领地，也照旧体现着大雅大俗、雅俗共赏的路子。从曹雪芹、文康、松友梅、冷佛、儒丐等人，直到老舍，无不如此。王度庐也不例外。不过有意思的是，这些人里却只有王度庐一人被文坛正式冠以“通俗文学作家”的名义，究其原因，也就是因为他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那个文学被特别分类的过程当中，写了武侠。
我们暂且换个角度来看问题。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分野中一向被收入跟“通俗文学”互异的“纯文学”档册，想一想，似乎多少还有点儿“冤枉”，好像他的作品不够通俗似的。这看上去多少有些个“岂有此理”。原因在这儿：20世纪以左翼文学、革命文学为信条的阶级斗争叙事，常将别样倾向的文学打入“另类”。长时期被叫作“鸳鸯蝴蝶派”，后来又觉得显然不妥而被称为“通俗文学”的创作，虽评价日渐上升，却迄今未能被认定其具有“登堂入室”之正宗身份。其实，通俗文学又何罪之有呢？须知中国大众当中的许多人是连通俗文学也还读不懂的。我们承认，“革命叙事”、“阶级叙事”确实在许多历史过程里写出了中国社会的变迁规律，那么，难道“通俗文学”之中的社会题材、武侠题材、言情题材、侦探题材，在弘扬歌赞中华民族正义、良善、美好的传统方面，不是也有其独到的积极贡献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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