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王度庐

摘自：《独家人物》2020年第1期

       作者：王芹

三、

1949年夏青岛解放，我的叔叔也和父亲取得了联系。下面那张照片就是当年为寄给我叔叔而特地去照相馆拍摄的，大家都穿得整整齐齐，以示隆重。叔叔是遗腹子，父亲对他格外疼爱，他参加革命后多年杳无音信，父亲一直很惦念他，甚至在小说里也写进了他的小名。父亲虽然喜好摄影，自己却很不愿意照相，他的照片很少，这张照片几乎就是我们家唯一的一张全家福了。

我的叔叔当时在大连市工作，1949年9月，父亲便独自一人找去了，叔叔就让父亲先学习学习。1950年初，母亲带着我的哥哥和我也去了大连，把只有七个月大的小弟留在了青岛的亲戚家。当时东北很需要文教方面的人才，他们很快就都参加了工作，父亲先后在旅大行政公署教育厅、旅大师范专科学校工作过，母亲则任小学教师。有意思的是父亲虽然身份变了，名字却没有换，他后来就一直使用王度庐这个笔名，尽管他并不愿意提及自己写小说的那段经历。

这时父亲已年过四旬，身体也不太好，但是心情舒畅，工作、学习的热情很高，生活条件也改善了。因为我母亲也上班，他便主动分担些家务。父亲负责每天送我去幼稚园，当时我已经五岁了，很不愿意去，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每天早晨父亲牵着我的手，慢慢地走过一段很长的下坡路，我是一路胡闹，父亲是万般无奈。那时候晚上经常防空停电，父亲无事可做，有时就坐在黑暗中唱戏，他唱我演。星期天他也常带着我们去海边玩儿，我们跑来跑去，戏水挖沙，他却总是坐在沙滩上一只旧船的阴凉里，静静地望着大海，望着远方。

  “文革”期间有人从我家拿走一本相册，作为批判我父亲的“证据”，他指着其中的两张照片斥道：你们穿得这么好，可见你们过去的生活多么优越？稿费一定拿得不少！父亲低头不语，并不解释。其实那两张照片都是解放后照的，其中一张就是那张全家福，另一张是在大连参加工作后照的，母亲穿的是旅大行政公署的制服，父亲穿的是叔叔送给他的一件旧呢子干部服（见下图）。

 

  1953年夏，父亲被调到东北实验学校（现辽宁省实验中学）任教，于是我们全家又搬到了沈阳市。换了新的工作，虽然有时不适应，但父亲的工作热情仍然很高，他努力地工作着，尽职尽责。作为一个中学教师，他白天要上课、开会、学习，备课、批改作文多在晚间。他虽文字知识丰富，但那时教学强调向苏学习，特别注重形式，这使他感到难以应付，因此常要备课到深夜。当时实验中学的工作条件、生活条件都很好，父亲的工资也较高，而我家又是父母亲都工作，所以生活较为宽裕。学校的文化生活也很丰富，经常在周末组织教职工去剧场看演出，父亲是有戏必看。我和他一起看过京剧、话剧、越剧、粤剧、豫剧等等许多剧种的名剧，见到过不少名角，但那时我还在上小学，对此没什么兴趣，记忆中只有那喧天的锣鼓声，还有令人昏昏欲睡的咿呀唱腔。

1956年父亲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并被选为沈阳市政协委员、皇姑区人民代表。有一次去市里开会，天寒路滑，不慎跌了一跤，右上臂骨折。母亲去医院接他时，他的第一句话却是：“胳臂摔坏了，以后怎么在黑板上写字呢？”伤愈后父亲的胳臂真的抬不起来了，他就在家里坚持练习上举，后来竟没有影响上课。

父亲很少与身边的同事、学生提及前尘往事，同事王福明老师曾写道：

印象中王度庐对鲁迅先生是十分尊敬的，我记得他说过：“鲁迅的伟大无人可及，他的作品不仅是文学丰碑，更是思想丰碑，精神丰碑。”有一次，我为我们北师大学生对巴金先生的发难而自责时，他说：“巴金像丹柯一样，掏出自己燃烧的心，去点燃寒夜里的青年们的心。”每当问及他的小说时，他总是微微一笑，笑中无一丝自得，倒是饱含着愧疚。他总是这么说：“我写那些东西，是为了养家糊口，混口饭吃的。”“至多是在武侠里发发闷气，在言情中做做美梦，如此而已。”我觉得，在严于解剖自己上，王度庐和鲁迅、巴金是有相似之处的。既非作秀，也非谦虚，而是对真实自我的勇敢正视。这，就是真诚。 ……我并未去找他的小说看，对我来说，从小生活在社会底层，一生颠沛流离，一生苦度寒庐，饱受人间风雨和世态炎凉，仍保持着善良、真诚和坚韧，仍坚守着淡泊名利的心态和朴实无华的生活的王度庐先生，就是一部最动人心弦、最发人深省的小说。

还有一位学生回忆道：1956年自己因病不能参加当年的高考，心情沮丧，这时“王度庐老师找到了我，他没有问我病情，却问我是否还记得我译过的《思旧赋》。当时我问老师何以提起此文？老师提示说：‘托运遇于领会’你是怎么译的？我忽然想起当时和王老师讨论过，王老师讲解原意是命运如衣领开合不定，我转译为‘可叹人的命运总是任那无常的摆布’，老师赞许。说到这儿，老师点了题：少年不识愁滋味，真的愁来了也不要怕……”由此也颇能看出父亲是如何教书育人的。

父亲在实验中学工作了十余年，于1970年春退休，并随我的母亲下放到了农村。当时我在千里之外工作，弟弟在农村“接受再教育”，父亲母亲一辈子都是住在城市里，父亲更是体弱多病，其艰辛可想而知。生活上他们尚能随遇而安，精神上的打击却是措不及防的，1974年我的哥哥在住院期间突然去世，年仅35岁。此事对父亲的打击很大，后来院方来人商讨赔偿事宜，父亲痛哭道：“人都没了，要钱有什么用？”

我的哥哥从小就是一个聪颖、懂事的孩子，他有毅力、有才气，并且酷爱生物学。在大连上小学时，父亲给他买了一套儿童用的铁锹和镐头，从此，我家的小后院儿就成了他的天地。他什么都种，还从外面挖回来些野花种上，并告诉我它们的学名。有时他还拿上捕虫网，带我去后面的南山玩，一路走一路给我“科普”。到沈阳后，周边就有公园、荒野，假期里他经常一早就走了，直到下午才风尘仆仆地回来，兴奋地展示他采集来的乱七八糟的东西，说得好听些是花草鱼虫，其实就是些树枝、草棍，有时还有几个蝌蚪。他还把植物固定在硬纸板上制成完整的植物标本，并用拉丁文标注学名，装订成册。哥哥的口才也很好，却不张扬，因为父母都讲北京话，所以他的语音比较标准，在大连时就常被邀去广播电台播音。他还自学诗词格律，偶尔也写写诗，我上大学后他还给我写过诗，鼓励我好好学习。

上高中后他又研究起遗传学来，但是当时的苏联不仅排斥国际经典遗传学，而且进而把它视为“伪科学”，并把经典遗传学者视为政治上的“反动派”。哥哥却说染色体、基因的物质性早已得到科学实验的证实，怎么会是伪科学概念呢？李森科只讲变异，否定遗传，其学说才是真正的伪科学。他还说：混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把伪科学奉为“科学”，对真科学进行政治打击和政治迫害，这是严重的、极左的错误。后来他考入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不仅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且在批判会上坚不认“错”，态度“恶劣”。

哥哥去世后，父亲的身体更坏了，不久便被确诊患有帕金森病。父亲的最后几年是在铁岭农学院度过的，那时我的弟弟已毕业，留在该校工作。父亲于1977年去世，母亲曾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这日正是旧历年末，晚上儿子去办公室值夜，女儿远在千里之外工作。我们住在一间很小的宿舍里，暖气不热，电灯不亮，风吹得屋外树枝簌簌地响，偶而能听到远处一声声犬吠。他病已垂危，该说的话早已说完，他安静地合上双眼去了。我不愿惊动他，也不想叫别人，就坐在床边陪伴着他，送他安静地走完了人生最后的旅程……我遵从他的遗嘱，没有通知很多人，没有举行一切世俗的仪式，没有哀乐，没有纸花，就悄然地由他的儿子和几位热情的青年同事，用担架把他抬到了离我家很近的火葬场……”

往事如烟，述不尽的思念！

四、

父亲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从十几岁起就开始写作，从北京的皇城根一直写到青岛海滨，竟写了上千万字。他虽然已经去世几十年了，但他的作品仍未被遗忘，他写的故事被一版再版，被拍成电影，被译成多国文字，还被收入了中学语文读本。我们不清楚他到底写了多少，因为至今仍不时有未知的作品被识者发现。每每想到体弱多病的父亲连续数年同时写着几部小说，想到他当时经历的苦难和内心的苦闷，不禁泪目。

  张赣生先生曾写道：

度庐先生的贡献正在于他创造了侠情小说的完善形态，他写的武侠不是对武术与侠义的表面描绘，而是使武侠精神化为人物的血液和灵魂；他写的爱情悲剧也不是一般的两情相悦恶人作梗的俗套，而是从人物的性格中挖掘出深刻的根源，往往是由于长期受武德与侠道熏陶的结果。这种在复杂的背景下，由性格导致的自我毁灭似的武侠爱情悲剧，十分感人。其中包含着作者饱经忧患、洞达世情的深刻人生体验，若真若梦的刀光剑影、爱恨缠绵中，自有天道、人道在，常使人掩卷深思，品味不尽。

度庐先生是一位极富正义感的作家，这在他的社会言情小说中表现的格外鲜明。《风尘四杰》《香山侠女》中天桥艺人的血泪生活，《落絮飘香》《灵魂之锁》中纯真少女的落入陷阱，都是对黑暗社会的控诉，很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度庐先生自幼生活在北京，熟知当地风土民情，常常在小说中对古都风光作动情的描写，使他的作品更别具一种情趣。

度庐先生是经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人，他内心深处所尊崇的实际上是新文艺小说，因而他本人或许更重视较贴近新文艺风格的言情小说和社会小说创作。但从中国文学史的全局来看，他的武侠言情小说大大超越了前人所达到的水平，而且对后起的港台武侠小说有及深远影响的，是他创造了武侠言情小说的完善形态，在这方面，他是开山立派的一代宗师。（见《王度庐武侠言情小说集》序）

张泉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亟待整合的三个板块——从具有三重身份的小说家王度庐谈起》一文中也指出：王度庐作为一个具有沦陷区作家、少数民族作家、通俗作家三重身份的作家，无疑会给中国文学史的撰写带来新的问题意识、研究视角和操作方式。他写道：“许多沦陷区作家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坚守自己的民族气节、文学信念和创作风格，发表和出版了大量具有相当水准的文学作品……研究成果表明，日本占领区的中国文学，无论是新文学还是通俗文学，仍顽强地沿着中国文学原来的路径迂曲地发展，蕴涵着殖民统治无法压制的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学要素，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就有一些学者开始研究王度庐及其作品，虽然这不一定是他想要的，但一定是他想不到的。他是个低调、谦逊的人，不喜欢热闹，但已身不由己，那就任人评说吧。

 

五、

2011年9月14日，我们在北京的八达岭陵园为父亲母亲举行了落葬仪式。墓地坐落于陵园的仙泰园内，这里背依青山，松柏常绿，能听到鸟鸣虫叫，能远眺巍巍长城，放眼望去，莽莽苍苍，群山峻拔，林木葱笼。父亲母亲在外漂泊多年，终于魂归故土，叶落归根了，他们将在这里，在八达岭的苍松翠柏之中，被后人长久垂念。

想起父亲1930年所写的“月上树梢，晚风徐起，我也有些困倦了……”不胜唏嘘，愿他们安息！

摘自：《独家人物》2020年第1期

         作者：王芹

二、

我的母亲有个伯父住在青岛，当时已年近七旬，没有子女，夫人也去世了，于是便邀侄女们来青岛同住，以便互相照应。我们这位伯外祖是北京旗人，原本姓李，年轻时因反对包办婚姻，愤然离家出走，投奔他在广东任职的舅父，因而改姓伊。1912年他去了青岛，创办过《青岛白话报》等，也算是个老报人。这位老人自己有房子，有些积蓄，据说是个思想活跃，谈吐风趣，文采风流的人。

起初父亲对此事还有些犹豫，觉得不到万不得已，谁也不愿意寄人篱下，况且毕竟北京是自己的家，老母亲还健在。可是，此时他们的生活已很窘迫，伯外祖已将路费寄来，诚意感人。于是他们便带着我母亲的妹妹一同去了青岛。有意思的是，这位老伯父还让他们从北京给他买副弓箭，于是他们只好去旧货市场里寻找，后来还真淘着给他带去了。

父亲的身体一直不好，青岛的气候很适合他养病。他后来在回顾1937年的境况时说，自己决定“在此住一夏天，陪着阔人们避暑，休养我的身体，恢复我的健康，为预备我的衣食，继续效力。但是我还需要回去，结果我身边的一些文字债务，我觉得这样才能维持我的‘文丐’资格和信用。” （见《海滨忆写》，1938年6月2日《青岛新民报》）

而后来的事情则是始料不及的：1938年初日军侵占青岛，为避战事，城里的许多人都撤离了，有的去上海租界避难，有的去了后方，农村有亲属的也挑着行李回老家了。不久，伯外祖的房子就被日军霸占了，家产损失殆尽，连桌椅都被日军当柴烧了。这一家人无处可去，只好随着老人东躲西藏。

宁波路的一片老房子当年都是青岛巨富刘子山的，青岛沦陷后，许多房客都撤离了，这里便空出来了许多房子。伯外祖听说这里有空房，便令人撬开门，率全家搬了进去。他说：没事儿，他同管房子的认识。从此一家人便在这里租房住了下来，父亲随即给自己起了个新的笔名“度庐”，他说“度”就是“渡”，希望能够“混一混”，度过这一段艰辛的日子，期待渡向彼岸。

   

 宁波路4号院里的这栋小楼，就是父亲居住过十多年的地方。他在青岛创作的数十部小说，包括其代表作“鹤—铁五部曲”（即《鹤惊昆仑》《宝剑金钗》《剑气珠光》《卧虎藏龙》《铁骑银瓶》），都是在这里写成的。这是一栋二层小楼，北面还有地下室。原来的院门是朝西开的，对着现在的上海支路，沿着几磴石阶上去，有两扇木门。现在这个院门已经被封死了，院中的人改由北面后盖的一栋板楼的门洞里进出，门洞的旁边挂着一块“王度庐故居”的牌子，因为要去故居必须经过这里。

这里地势较高，在一片杂乱的各式建筑之中，还能看出那一幢幢历经风雨，样式大同小异的红顶德式小楼。这张照片是2007年从故居的西面拍摄的（图5），可以看到院墙上还留有原来院门的门柱。由照片中小楼左边的那个小门进去，是一层的楼道和通往二层和地下室的楼梯。我家住在一层的西边，那个小门右侧的两扇窗内就是我们曾经居住过的房间。从照片上还可以看出，左边的一扇小窗原来是个门，而父亲的书桌就摆放在右边的那扇窗下（现被树挡着）。这栋楼里当时还住着几户人家，楼上一家的男主人在海关工作，生活条件较好。我出生那年生活艰难，他家常送一碗粥来给我喝。

关于上述变故，父亲在《海滨忆写》一文中仅作了一点概述：

去年樱花开的时节，我由北京初次来到青岛，目的第一是看望多年未晤的戚友，其次便是因为我过了多年的写作生活，把身体弄坏，需要觅一个适当的地方休养几个月。……然而，命运，不久便发生时局的变化。

把避暑变成了避难，快乐休养变成了忧患战亡，度了半载多的恐怖生活……自然，在我是侥幸的，然而我的身体却因为一往的忧患，需要更长时期的休养了，换句话说：我需要更长时期地住在青岛了……

“时局的变化”，当然是指“七七”事变和青岛沦陷，同时也透露了父亲此时的处境：日寇统治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已经快半年了。父亲来青岛时，本想能在这里觅得一份较稳定的工作，可是这时已身不由己了。他虽然只是个文弱书生，可是爱憎分明、嫉恶如仇、不卑不亢，可以想象得出，他的内心有多么痛苦。但是为了养活家人，为了能在沦陷区不失尊严地生活下去，他只能卖文为生。

《河岳游侠传》是父亲第一次使用“王度庐”这个笔名写的武侠小说，于1938年6月1日开始在《青岛新民报》上连载。11月15日连载结束，16日又开始连载武侠悲情小说《宝剑金钗记》，署名也是王度庐。

1939年4月24日，《宝剑金钗记》尚未连载完，该报又开始连载父亲写的另一部社会言情小说《落絮飘香》，署名霄羽。也就是说，此时同时有两部不同类型的小说在该报连载，而作者都是我父亲。这种状况一直持续，接着连载的武侠悲情小说为《剑气珠光录》《舞鹤鸣鸾记》《卧虎藏龙传》《铁骑银瓶传》《紫电青霜录》等，署名均为王度庐；而“并行”连载的社会言情小说为《古城新月》《海上虹霞》《虞美人》《寒梅曲》等，署名则为霄羽。

其间，1940年8月16日南京的《京报》也开始连载父亲的小说，第一部是侠情小说《风雨双龙剑》，之后又接连刊载了《彩凤银蛇传》《纤纤剑》《舞剑飞花录》《大漠双鸳谱》《春明小侠》《琼楼双剑记》（后两部因存报缺失，文本不全），署名亦均为王度庐。这种同时在两份报上有三部小说连载的状况，也持续了几年。从1938年至1945年，父亲共创作了十余部侠义、侠情小说，数部社会言情小说。据我母亲说：他写东西很快，并不十分推敲字句，不留底稿，也无资料可查。父亲身体不好，除伏案写作外，即卧床休息，他不应酬，不管家务，不在乎环境嘈杂、孩子吵闹，对物质生活也无要求。在这样艰难困苦、心情压抑的状况下，他的创作却达到了成熟期。

1945年后，父亲还用过鲁云、绿芜等笔名。由于他的作品多为连载小说，又逢时局动荡，常常一篇小说尚未登完，报馆却关门了，因此还会有一些尚未发现的笔名和作品。目前见到的从1946年至1949年初的作品有：在《军民晚报》上连载的侠义、侠情小说《龙虎铁连环》《金刚玉宝剑》《玉佩金刀记》，署名王度庐；在《青岛时报》上连载的侠义、侠情小说《紫凤镖》《宝刀飞》《雍正与年羹尧》（即《新血滴子》）、《清末侠客传》（即《绣带银镖》）、《太平天国情侠图》，署名鲁云；在《青岛时报》上连载的社会言情小说《晚香玉》《粉墨婵娟》侠情小说《燕市侠伶》，署名绿芜。还有连载于青岛期刊《民民民》上的《锦绣豪雄传》，连载于上海《戏世界》的《铁剑红绡记》等，亦均署名王度庐，但因残存文本稀少，难以考辨是否包含伪作。

   
 

父亲1938年后的著作主要是侠情小说和社会言情小说，侠情小说多以清代为背景，社会小说则多发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至战前，而地点多被设置在北京。北京是父亲魂牵梦绕的地方，他熟悉那里的地理环境、民风民俗，而且那里还有他的母亲。他只能在小说中寄托自己的乡愁，通过小说里的豪杰行侠仗义、除暴安良的故事，一吐心中之块垒。想起父亲在北京时写的那些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杂文，更能理解他此时内心的苦闷。以前他还写一些诗词、杂文，但这一时期除《海滨忆写》这样偶尔为之的杂文之外，他却只写小说了，其原因可想而知，尽管不得已生活在沦陷区中，仍要保持中国人的尊严，坚守自己的民族气节。

父亲的许多小说后来都由上海励力出版社加以出版（少数由其他出版社印行），该出版社的经理刘汇臣为宁波人，办事精明果断，出版我父亲的书，他是经过深思熟虑，周密策划的，有些书名的改动或另行命名应该都有他的主意，其间渗透着精明的市场意识。

   

由此想起一件有趣的事：侠情小说《舞剑飞花录》连载于1943年1月23日至1944年1月18日的南京《京报》，共18章，约25万字；1949年由上海励力出版社出版，改题《洛阳豪客》。后来我们在整理资料时发现，虽然《洛阳豪客》源自《舞剑飞花录》，却与《舞剑飞花录》有许多不同之处，此书共16章，约14万字，不仅回目与连载时不同，文字也有一半不同。也就是说，在《洛阳豪客》全书约14万字中，有一半文字是断断续续地从连载小说《舞剑飞花录》中复制过来的，而另一半文字则是重写的，包括开头和结尾。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以我猜想，可能是当年刘汇臣去索稿时（1948年前后），父亲既无《舞剑飞花录》的手稿（1943年已交南京报社），亦无全部连载报纸（因为远居青岛），于是就利用手头尚存的连载报纸，加以相当程度地重新创作，从而成为一部另有新意的可观文本，并得到刘汇臣的认可和赞许。类似的情况可能也不止这一部。（未完待续）

摘自：《独家人物》2020年第1期

       作者：王芹

近年来，我们一直在搜集、整理父亲留下的文字，寻找父亲的足迹。所以在纪念父亲的百年诞辰时，我曾写到:虽然父亲已去世多年，但他在我们的心目中却日见清晰。今年是父亲的一百一十周年诞辰，我们仍在循着父亲的足迹，努力地寻找着，过程虽然艰苦，但也时有惊喜，时有感动，我们对父亲也更加了解，更加理解，更加思念，更加崇敬。

 一、

我的父亲生于1909年9月，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北京的皇城根下度过的。父亲原名王葆祥，字霄羽，王度庐其实是他在1938年才开始使用的一个笔名，那时他已近三十岁了。

王度庐故居的旧址是司礼监4号，位于地安门内（即“后门里”），即现在的东城区吉安所右巷9号。据一位生长于此地的长者说：司礼监4号当年是一个朝东的院落，门前有两棵大槐树。现在这里的房子应是后来盖的，且因有一些私搭的建筑，原来的格局已不易看出。门前的那块空地上盖了房子，院门也改为朝南开了，旧人不覆，物是人非。

现在还不清楚我们旧家是从何时开始在这里居住的，只知道祖父曾是清宫管理车马的机构里的一名职员。

徐斯年先生曾分析过我父亲的“后门里情结”，其大意是：与老舍的“小羊圈情结”相似，王度庐也有一个“后门里情结”，他的许多小说都写及故居所在地——后门里。与老舍不同的是，这些作品中的后门里有两大特点：（1）都不是故事发生的主要地点；（2）居住在这里的多为下层人物。所以，它并非“地理中心”，而是“心理中心”；其心理内涵相当值得探究：除了证明儿时记忆之深刻、深藏之外，似乎还含有自我嘲讽、自我调侃的因素，这是颇具“王度庐特色”的。

父亲七岁时祖父便去世了，留下一家人老的老，小的小，生活之困顿可想而知。父亲是长子，十二岁时家里就曾送他出去做事。他做过眼镜店的学徒、电报局的见习生，还给人当过听差，但都干不了几天就被辞退了，因为他年幼体弱，也不会干活。

父亲读过私塾，又读了几年高等小学。他读书勤奋，人也聪明。有位老师很赏识他，经常借给他书看，并且教他诗词格律，但因家境贫困，学业荒废，之后就全靠自学了。父亲喜欢读书，常去的地方是北京图书馆，还有鼓楼的“民众图书阅览室”，有时也去北京大学旁听。后来，他又断续做过小学的会计、教员，做过家庭教师等，并且开始往报社投稿。最近发现，父亲最早见报的文字，是1924年6月5日发表在《平报》上的《座右箴并序》，署名“高小生王葆祥”，时年不足15周岁。此后，他又在《平报》上接连发表了二十余篇文言的笔记小说、诗词和白话体的杂文，如《吊屈原文并诗》《谈侠识剑》《座右铭并叙》等。

1925年2月1日，该报开始连载了父亲的第一部武侠小说《浮白快》，总计约二十万字，署名葆祥。开头题诗二首曰：

劲梅独逞岁寒姿，英沾玉碎落砚池。鸿孤天冷无聊趣，呵冰笔写易水词。剑光激目奸心悚，翩舞定迹游侠儿。毫劳一时谈千古，传赞高著史迁遗。

少林外派武当门，筑歌侠士几人存。冷剑抽出心骤悚，光斑犹具泪珠痕。惜哉未涉咸阳地，难质薛家秦客门。德薄姑败狂游志，转向乌毫快谈论。

大都王葆祥避茀氏自题

《浮白快》连载了九个多月，现在读来觉得写得幼稚，当时却颇受欢迎。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父亲接连不断地又在《平报》上发表了二十余部小说，有武侠、侦探、侠情、社会小说等类型，《浮白快》《怪皮鞋》《宝剑明珠》等并被报社印为单行本出版。

1926年前后，《小小日报》也开始刊登父亲的连载小说，遗憾的是存报残缺比较严重，目前见到的有二十余部，其中侦探小说以“鲁克系列”最为瞩目，惨情小说《红绫枕》则因由报社印行单行本，而保存最为完好。

       

这一时期父亲不仅写连载小说，也写杂文、诗词，虽然影响不大，有的也显幼稚、粗糙，但无疑对他后来的创作是大有帮助的。目前见到的上述文字多发表在《平报》和《小小日报》上，署名王葆祥、葆祥、霄羽，也用过王葆翔、潇雨、柳今等笔名，《平报》上的“芗微”很可能也是他。其他报刊上肯定还会有父亲的文字，例如在他的一份履历表里就有曾“给《升报》写小说”字样，但是目前尚未找到此报。

 1930年，父亲以柳今为笔名在《小小日报》上开辟个人专栏“谈天”，每天发一短文，纵谈国事、民生、世态、人情、风习、学术、艺文等，他批判封建习俗，倡导男女平等，剖析国民性弊病，痛斥日本帝国主义，其忧国忧民之情跃然纸上。例如谈到女子的就业问题时，他写道：为这么一个“女招待”，闹得马仰人翻，有女招待的饭铺门首，差不多都像看娶新媳妇一般的热闹（不敢说是像看出殡似的，恐怕不吉祥）？……其实人家女子们自工自食，混碗饭吃，诸位何必人言啧啧，若羡若妒？黑暗的社会，男性中心的社会，女子谋业如此之难，女同胞啊!我替你们哭了（没人答情）。（见《招与待》，1930年5月6日）

在谈到“发财”时他写道，有朋友对他说：“最重要就是发财学，你不信你现在著作上一部《发财学要义》，包管净是预约你就得卖两万部。”接着就调侃道：“人们要发财原是不难的,无须乎研究什么发财学，只要把头弄尖些,脸皮绷厚些,牛皮吹响些,马屁拍熟些,会献小殷勤,会说低下话,能投机、善拍虎,果然要把这几样秘诀练熟,纵然不能成什么大资本家,也得落一个小财主啊。”（见《发财学》，1930年8月13日）

谈到夜读《朝鲜义士安重根传》时，他写道：

看那朝鲜亡国的惨痛，安重根刺死伊藤博文之慷慨激昂，不禁我又怀想我们老大中国，现在景况，不禁怆慨。掩卷静思，猛然看见那蜡油萤萤，一滴一滴地流下，啊呀，真真像眼泪！……我看的这本书是一本铁血的书，点上一支红腊烛，似乎可以增加热烈悲壮，那红腊的腊油，不单可以代表国家兴衰之泪，而且还可代表书中义士的热血。（见《烛边思绪》，1930年9月30日）

…………
 遗憾的是存报残缺，目前在《小小日报》上见到的杂文仅有一百五十余篇，这些文章很有个性与时代特色。关于“柳今”这个笔名，他还专写一文进行自我调侃：

人们的署名,不过是一种记号罢了……我自从署了这花柳毒症的“柳”，今天没饭吃的“今”，刨出我一般老朋友，其余谁也不知道这柳今便是孤王我。……差不多署名最多的都是文人，尤其是投稿家。我记得我有一位朋友，他就是位投稿家，他老人家的名片前后都印满了六号字，全是署名，约有四十多个，其中并有什么道人、什么翁、什么僧、什么童子、什么女士；又僧又道，又老又少，男不男，女不女，我也不知他老先生是怎么回事，总而言之，是自命不凡，是卖弄才学，是闲着没事。要是像我这整天奔窝头的人，哪有闲工夫及此？随便怔署上一个“柳今”，不过比“无名男子一名”强一点罢了！

父亲是很会起名字的，他给小说里的人物起了那么多好名字，如玉娇龙、李慕白、孟思昭等等，可是他给自己子女起的名字却极普通，不知是否蕴有不要“自命不凡”，不要“卖弄才学”的意思。

1931年至1933年间，父亲还做过《小小日报》的编辑（在《平报》他则拥有记者身份，属于报社同人）。该报经常登载一些体育新闻、比赛消息等，编辑只他一人。他每天都要到处去采访，白天采访晚上写，差不多是“独挑《小小》”。有意思的是，这两年中他在《平报》上的连载小说并未间断，可见当时工作之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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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夏父亲去了西安，在那里他做过《民意报》的编辑员，做过陕西省教育厅编辑室的办事员。1935年父亲与母亲结婚，简单的结婚仪式就是在《民意报》的报社里办的。父亲在这一时期应该也写过不少文字，尚待继续寻找，目前我们只找到了父亲在《民意报》“戏剧与电影周刊”上写的《中国戏剧生命之革新》《电影是应合大众所需要，真不容易利用它》等文章，还有他为教育厅编辑的《陕西谣谚初集》，撰写的《民间歌谣之研究》，以及为西安中小学讲演竞赛会、西安中小学唱歌比赛写的报道等，署名多为王霄羽、柳今、潇雨。

父亲在西安工作得并不顺利，因为他既无背景，又不会逢迎，加以社会混乱，物价飞涨，薪金低微，1936年父亲和母亲就又回到了北京。关于西安这段经历，父亲后来写道：“我在外省漂泊了三四年，最近才回到北平，所看见的一切都显出了萧条、冷落、改变，可是惟独我的老友《平报》却仍然很健壮、活泼，正在举行十五周年纪念。我与《平报》有十年的交谊，后来我因为生活的逼迫，不得不到外省去就食。” 关于《平报》，他又写道，除了“消息的敏捷、取材的丰富、言论的正确”外，该报还有几个特点，“就是一，不登诲淫的小说；二，没有所谓“软性”新闻，看不见肉麻诗词、无聊文字……”（见《献于平报十五周年之前》，1936年10月13日）。这几个特点倒是与父亲的风格相近：他写了几十年，写了上千万字，但绝无色情暴力、淫秽低俗的文字。（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