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于《名作欣赏》，2017年第4期，作者：陈云昊
……在《卧虎藏龙》的结尾，王度庐为玉娇龙设计了一条化解江湖和家族之间矛盾的出路：妙峰山的跳崖。这个结局的地点，在李安改编的电影中被替换为武当山。因为场所的转换，跳崖就具有了不同的意味。对王度庐来说，妙峰山意味着伦理解决；而对李安来说，武当山更适合自由自在的江湖想象。
在英国影评家里昂·汉特看来，李安电影中玉娇龙从武当山上一跃而下具有非常的意味：“从叙事上看，它明显源自罗小虎曾告诉玉娇龙的一个传说故事：一个年轻人为了实现愿望从山上跳下——‘他漂泊到一个地方去再也没有回来，他知道他的愿望实现了’。但什么是玉娇龙的愿望？与罗小虎的一样‘一起回沙漠’吗？或是牺牲自己让李慕白重生？我认为这个场景更像是对玉娇龙自己的未来的预示，无论她的武功如何高强，她也只拥有有限的选择。”汉特将玉娇龙跳崖的身躯淹没在云雾之中的影像解读为“停在空中，拒绝固定身份与空间，不属于任何地方。这可能是武侠女英雄的浪漫，也是她们的命运。她可以飞跃，甚至可以翱翔，但永远无法着陆”。李安为这个角色设计的台词里有“自由自在”的意思，这结局的翱翔，就可能是“自由自在”的实现方式。当罗小虎泪流满面地看着她跃入自己说过的传说里，他或许非常清醒地知道她的自由仍然是无法落地的。
然而，在王度庐的笔下，这个传说并不来自新疆，而是来自妙峰山的庙会……
“妙峰山上有一座悬崖，其高无比，下临深涧。一般孝子贤友常为父母之病来此舍身跳崖，据说因为是一片孝心，一秉虔诚，能够感动了神明；时常由高崖跳下之时，有神保佑，竟能丝毫无恙，而父母之病却因之得以痊愈。但这也不过是一种传说，谁也没有看见过。”
尽管共和已立，民国年间的妙峰山却一直延续着明清的习俗，扮演着北平人民宗教生活中心的角色。王度庐从小在北平生活，一定也经历过每年四月的庙会。在二三十年代，留意到妙峰山的宗教活动的，除了出名的顾颉刚所主持的民俗学的田野调查，还有外国摄影家将当时妙峰山的世俗生活通过摄影作品留存了下来。在甘博（Sidney D.Gamble）拍摄于1920年代中后期的妙峰山风俗照片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妙峰山上舞狮、施粥、耍棍、烧香、跪拜、戴花等世俗生活的场景。
甘博在北京妙峰山拍摄的《施粥》（1924-1927）
这些场景也出现在了已经来到青岛了的王度庐的笔下，并且被王度庐重构成《卧虎藏龙》中刘泰保生活的世俗世界：“刘泰保有几个朋友在山上搭了一座最大的茶棚，设粥舍馒头，棚里有十几个人尽义务做招待，供着佛，还在棚前贴着捐钱的‘信士弟子’的名单，第一名便是他。头一天半夜里，刘泰保便到山顶庙中施展了早先在玉府、鲁宅使用的本领，烧了头一股香，然后就跑了出来，一声也不语。今天早晨他就穿着件青洋绉的长衫在山底下转悠。朝阳渐起，香客渐多，大家见了面无论认不认识，都拱手说：‘虔诚！’‘您虔诚！’没有一个瞪眼吵架的，这时大家都成了善人，地上掉了一块金子也没有人肯拾。”
在甘博留下的照片中，这些熙熙攘攘的香客在香火缭绕的茶棚里，何尝不是这番虔诚友善的样子，那群穿着戏服舞棍的人们又是多么兴高采烈。我们可以想象，从小生活在北京的王度庐，对妙峰山的风俗应该如数家珍。而作为世俗世界里为香客表演的舞棍，在王度庐的小说中化为刘泰保展现其世俗性一面（“在锵锵的刀枪声中，咚咚的锣鼓急奏中，他一手拿着流星锤，一手拿着单刀，练了一通三义刀夹流星、单锤赶月、快刀刮风、水里摸鱼、天空捉雁，外带就地十八滚，四面的喝彩如雷声一般地想起。”），进而我们可以将玉娇龙与刘泰保之间矛盾的化解视为情义伦理对江湖恩怨的收编——也正是“一朵莲花”刘泰保这个世俗性的角色，串联着《卧虎藏龙》的第一回到最后一回，为玉娇龙盗取青冥剑的出场（第一回）和妙峰投崖的结尾（第十四回）做了结构的助力。
安排玉娇龙和刘泰保的和解，或许是王度庐所构想的在世俗世界与江湖世界之间、在个性独立与世俗秩序之间伦理解决的可能。这是一个冷静而理性的设计，同时又是一个顾及个人身份和世俗理解的选择。王度庐自己是理性的人，他否定迷信时候说（见注1）：“中国人向来就缺乏宗教心，只用心理来建设它。财神之所以走红运，是因为人们求财心胜的缘故。”同时，他又看见宗教心对世俗的好处（见注1）：“中国历代以神道补法律之不足，以法律治知识阶级，以神道治庸愚阶级，这种政策是很好的。东岳庙就是个成绩，我们看那森严的十八地狱，五殿阎罗，说一句坏话都要割舌头的；其余刀山、油锅、磨研、炮烙，真要叫人心弦受感，就是心里存着甚么念头，也要给吓成飞灰啊！”在《卧虎藏龙》的世界里，跳崖的计谋成为一条折中之路，因而也是玉娇龙在江湖理想和家族身份难以缓和的冲突之间所做的伦理解决。跳崖因而就有了赎罪的意味，更重要的是增添了新生的意味。妙峰山在结构上是为了玉娇龙自身而出现的。它救赎的与其说是孝女的心愿，不如说是一个具有独立意识的女性在家族门第与自我拯救的两难中探求出路的希冀。其实，这个女性角色，正符合了王度庐对妇女解放、男女平权后一种“玫瑰式之女子”（见注1，意指有刺）的想象，在玉娇龙身上灌注的是“五四”的种子。
如果王度庐看到结尾在妙峰山断崖的跳崖之计，被改写成李安版的武当山的跳崖，会作如何想呢？这是不能假设之事，不过，王度庐对个人主义的自杀并不抱有同情。他在一篇《跳楼者》的随笔写道：“我与陶某（引注：系新闻中殉情跳楼者）素不相识，我敢断定，陶某为人必系一轻于国家，而重于爱情者。陶某不死，亦非大有作为中青年。陶某已死，只可惨、可怜，而不可惜。我更盼望着一般情场青年，你们最好要把爱一个人的爱，推广成一个爱四万万人的爱。”妙峰山的跳崖有公义、伦理的承担，而武当山的跳崖就成为关注个人世界的选择。我们不能想象电影版里自由自在的玉娇龙和刘泰保这样的世俗角色达成和解，同时，电影在处理刘泰保这个人物的时候失之单薄。而小说中的玉娇龙却从江湖梦里走了出来，借助刘泰保夫妇的襄助完成了角色的转身，踩在了地面上（这也使她在《铁骑银瓶》中成为一个真正的江湖人）……
注1：摘自王度庐1930年写的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