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文史参考》2010年21，22期
作者: 孔庆东
现代武侠小说诸大家中，恐怕要数1938年以《宝剑金钗》成名的王度庐“武艺”最低。其代表作“鹤铁系列”五部曲中一无绝险打斗，二无这帮那派。学界目前对王度庐的一致定位是“悲剧侠情”。
王度庐（1909—1977），原名葆祥，后改为葆翔，字霄羽，生于北京贫苦旗人家庭，七岁丧父，断续读过几年书，但勤奋好学，练写诗词，中学未毕业便 做小学教员和家庭教师。他经常到北京大学旁听，到北京图书馆自学。因投稿结识北平《小小日报》经理宋心灯，被邀任编辑。开始发表侦探小说，以“霄羽”为笔 名，模仿《福尔摩斯探案》，写过一个“赛福尔摩斯”鲁亮系列。后到晋豫陕甘漫游，1934年在西安与李丹荃结婚，1937年同赴青岛。抗战爆发后，以“度 庐”为笔名创作武侠小说《河岳游侠传》，又接连创作《鹤惊昆仑》、《剑气珠光》、《卧虎藏龙》、《宝剑金钗》、《铁骑银瓶》这一套“鹤铁五部作”，跻身武 侠小说名家之列，另写有言情小说多部。
侠为至刚，情为至柔，像一切对立统一的事物一样，二者也不免“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古代通俗 小说中曾经出现过《好逑传》、《儿女英雄传》等侠情并举之作，令人耳目一新。若分解来看，其侠与情却不如纯正的侠义小说和言情小说之“够味”。男女侠客虽 可以结为连理，共闯江湖，但这只具有情节和结构意义，女侠的故事是男侠故事的“锦上添花”。“作家只对他们结合的社会效果感兴趣，而不关心他们各自的感情 变化。”真正让武侠小说中的爱情深度超过言情小说，王度庐是第一功臣。
王度庐“武艺”不如白羽、郑证因，“修行”不如还珠楼主，他对 武侠小说最杰出的贡献，公认为是“悲剧侠情”。《鹤惊昆仑》中，江小鹤与阿鸾青梅竹马，却因两家之仇，爱恨交织，终于情不敌仇，阿鸾自刎而死。《宝剑金 钗》中，李慕白与俞秀莲两相爱慕，只因秀莲已于幼年订亲，许给孟思昭，加上孟思昭为成全他们二人赴敌身死，李、俞二人遂以“大义”为重，终身以兄妹相称。 《卧虎藏龙》中，玉娇龙与罗小虎早年私订终身，只因罗小虎弄不到一官半职，始终是个强盗，玉娇龙便不能以贵小姐之身下嫁。在仇、义、名的面前，情是何等脆 弱、何等无力。这里并没有外力阻挠主人公成为眷属，而恰恰在这可以自己选择的时候，人才发现不存在“自由”。
论者多以人物受封建观念 毒害来解释，徐斯年、张赣生先生等所论甚详，这诚然是正确的。但仅此还不能说明悲剧的震撼力。可以发现，王度庐笔下的情人们对“情”在心底都怀着深深的恐 惧感。他们深情、挚情，可一旦情梦即将实现，他们非死即走，退缩了，拒斥了。他们舍弃现实的所谓“幸福”，保持了生命的孤独状态。而侠的本质精神，正是孤 独与牺牲!正仿佛鲁迅笔下的“过客”，拒绝接过小女孩手中的红布，这些侠的生命本能决定了他们必须永远选择“苦行”，这正是悲剧的震撼所在。
台湾学者龚鹏程说:“他们不断在‘求知己’，并将自己交付给知己或求知己的活动”，但是“知己一旦出现，即意味孤独的旅程业已结束，侠客孤独漂泊的生命 也走到了尽头。”此论颇具慧眼。阿鸾用小鹤之剑自吻，小鹤九华山归隐，李慕白、俞秀莲终身压抑真情，玉娇龙与罗小虎一夕温存即绝尘而去，这些尽管有“封建 观念”在作祟，但却恰恰成就了人物的“大侠”形象，令人感到同情与向往、感动与惋惜、寂寞与悲凉。一种带有本体询问意义的悲剧被作者笔酣墨饱地展示出来。 什么是侠?什么是情?王度庐将这些问题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后来的梁羽生、金庸、古龙，交出了几张优秀的答卷。
王度庐多年旁听于北京大 学，熟读中西文学名著，深通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他笔下的爱情悲剧多是人物自身造成的性格悲剧，人物在可以自掌命运的情况下，由于某种心理情结而放弃了 幸福。这种爱情观念比之五四时代的新旧冲突模式已经有了相当明显的发展，业已接近了爱情和悲剧的本体，因此正像金庸的《神雕侠侣》和《白马啸西风》，去掉 武打部分仍然是优秀的爱情交响曲。王度庐对象征手法的成功运用也留给后人以深刻印象，如柳树、宝剑、金钗等。大量情致深婉的心理描写和景物描写，使王度庐 的武侠小说在语言层面上成为“雅化”之最。
王度庐的小说也有侠不犯禁的一面，《宝剑金钗》中的李慕白坚决拒绝越狱即是一例。然而王度庐笔下的侠客们不但不俗，而且比白羽、郑证因的人物形象更加侠入骨髓、义薄云天。
《鹤惊昆仑》中江小鹤的心上人阿鸾被纪广杰娶走，他赶去与纪拼斗，途中却目睹纪广杰赈粮救灾，遂忍辱罢手，反而暗助纪广杰，并两次救其性命。《宝剑金钗》中李慕白明明与俞秀莲萌生情愫，只因俞秀莲从小已与孟思昭订亲，李慕白便受秀莲父亲之托，一定要负责将秀莲送往孟家。而孟思昭流落风尘，感激李慕白相知之情，遂一死酬知己，将秀莲让与慕白。而直到《剑气珠光》中，慕白与秀莲也只以兄妹相称，誓死不负孟思昭。《铁骑银瓶》中的韩铁芳先为忘年交玉娇龙千里报丧、卖马入殓，又为另一位忘年交罗小虎奋不顾身、舍命相救。而这两位忘年交正是他的亲生父母。
司马迁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受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王度庐便是把侠义写到了这种境界。《鹤惊昆仑》中，掌门人鲍昆仑以“正义”自居，但他的正义不是从对人的关怀出发，而是从传统的观念、固定的“规矩”出发，因此他刚愎自用，冷酷无情。因徒弟江志升私有艳遇，便率众徒残酷追杀，后又想斩草除根，杀害江志升之子江小鹤。为免江小鹤之报仇，强令孙女阿鸾嫁给纪广杰。全书的悲剧完全是他的“正义”行为所造成。由此亦可看出，王度庐的侠义观已经越出传统范畴，而与人道主义接壤。
出身下层旗人家庭的王度庐，在小说中描绘出的“市井文化”，也颇具代表性。特别是《卧虎藏龙》中“一朵莲花”刘泰保等几个市井小人物，写得比主人公还要血肉丰满。徐斯年先生指出：“他们所构成的市俗社会，是王度庐‘江湖社会’最富人情味的组成部分。”王度庐居然能从刘泰保这样的龙套角色身上写出既“死要面子”又“屡败屡战，永不气馁”的一种人生精神，这当然得益于高角度的文化观照。王度庐从不为故事而故事，他总是力图在人物和情节的背后总结出某些意义，传达出某些哲理。就连他的书名也都是具有暗示、象征功能的。《鹤惊昆仑》隐含江小鹤的复仇使鲍昆仑一生担惊受怕，更深的意义则是孤独而高傲的少年终能战胜那以昆仑自话的刚愎无情的“泰斗”。《宝剑金钗》隐喻男女主人公高贵纯洁，但金钗有主，剑钗终不能成为一对。
《卧虎藏龙》隐喻男女主人公罗小虎和玉娇龙虽真心相爱却因非属同类( 强盗与小姐) 而不得不各抑真情，一卧一藏，终生苦困。《铁骑银瓶》既隐含韩铁芳，春雪瓶一对年青人的名字和性情，更深一层则象征着“银瓶乍破”、“铁骑突出”那般惊心动魄的大悲剧的到来。( 笔者根据情节望文臆度，虽无确证，谅不致有误。)
王度庐的侠情小说在情节设计上也深得吞吐回环之妙。如《宝剑金钗》中李慕白送俞秀莲往孟思昭家完婚，孟思昭却负罪逃亡在外。后李慕白在贝勒府发现一可疑仆人，二人由比剑而成挚友，再后才察觉此人便是孟思昭。《卧虎藏龙》中贝勒府宝剑被盗，拳师刘泰保被怀疑，刘明查暗访，发现蔡九可疑，而蔡九却盯上了大盗碧眼狐狸，其实层层皆是螳螂捕蝉， 盗宝剑者乃是九门提督之女玉娇龙。武侠小说得言情、侦探左右相助，不啻如虎添翼，愈臻佳境，比之零碎散乱的“南向北赵”时代，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王度庐还善于塑造一些自作聪明的小人，如《铁骑银瓶》中的毛三，他不信主人已散尽家财，一心想仗着主人的财势，将来为所欲为。于是他苦苦哀求：“大相公，大相公！您要出门可得带上我。……唐三藏上西天取经，除了猴儿不算，还得带着个猪八戒呢！反正我是大相公的一条狗，大相公往哪边走，我就跟着往哪边走。”这样的形象不但令人鄙视，而且栩栩传神。武侠小说中的滑稽人物和滑稽气氛也是对侠肝义胆的一种映衬，它们除了本身的审美价值外，丰富了“侠义”的语境，使人对侠义精神理解得更开阔、更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