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而不傲”，这是王度庐的一位同事对他的评价。不久前，这位与王度庐在辽宁省实验中学共过事的王福明先生，特意从无锡寄来一篇文章，深情地回忆起他们一起共事时的点滴往事，由此我们可以更真切地感受到王度庐先生的精神气息———王度庐是矮小的，瘦弱的，头发花白，后背微驼，不时地干咳几声。用来装书、讲义还有老花镜的，总是那个破旧的黑色长方形袋子。看似六十岁的人，其实只有五十出头。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毕业分配到辽宁省实验中学教书。王度庐的办公桌与我的比邻。我们两人是教同一年级的。
那时，中学语文教学形式主义的条条框框甚多。其中一个最大的毛病，是将好端端的一篇文章支解得七零八落，原本有血有肉的东西被抽筋剥皮成了一具骷髅。教学内容多而杂，教学方法必满堂灌。
王度庐的教法，则与此大相径庭。他自己讲的少，而让学生自己读、写的多。他的课不搞脱离课文的“思想教育”。有些白话文只是读一遍，再作些提示，就让学生自己去“消化”了。他讲古文，不字字都解释，重点是讲疑难点和关键词语，以及相关的背景和典故。有些地方，则兴之所至，淋漓尽致地大加发挥一通。
我想他讲课的本意，还是为了讲出文学的生命和语言的魅力来，并力求让学生自己去感受和体味。然而，不合潮流，潮流是升学率和死记硬背。
后来，他只是偶尔代代课了。他总是闲坐着，戴着老花镜，看着报纸，读着古籍，有时右手支撑着半边脸，打起瞌睡。他孤坐着，从不主动跟人搭话，但总是热情为人答疑。“王度庐老师是我们语文教研组的‘活字典’。有不明白的地方，尽可去请教他。”这是我刚到语文组时，组长的介绍。
从他的身上，我是真真切切地体会到热情、负责、认真、严谨为何物了。对我这个初上讲台的青年人，他更是有问必答、有答必详。你站起身了，他还在讲；你离开桌了，他还隔桌对你讲；第二天上班了，还说不定会再“补充一点”对你讲。偶尔也有不能马上回答或讲清的，他会带着歉意说“让我再想一想”或“让我再查一查”。第二天有可能我已经忘了，而他却是提早到校，等着和我“交流”和“商讨”。每当此时，他的深刻着人间沧桑的眉宇间，他的苍老憔悴的脸容上，总是洋溢着浓浓的父爱。
其实那时，他的父爱正受着煎熬。他惟一的儿子，北师大生物系的学生，在一次带有政治色彩的学术之争中，固执地站在“错误”的一边，精神受了刺激，休学在家。他的儿子执着，但不甘于沉默。
他沉默，偶尔也会爆发。有一次，和蔼可亲的老头，蓦地怒发冲冠。他脸色发白，嘴唇哆嗦，似乎身子一下蹿高，背也挺直了。不知是为了什么，他和另一位常开观摩课的老教师争执起来。那人有教学水平，但好作秀、喜张扬、常有知识失误。在平时王度庐的生活中，我是见不到他武侠小说中的那股豪情的。而在我所见的这惟一的一次金刚怒目式的几声咆哮中，我感受到了埋在他内心深处的火的炽烈。
他是小说家，但从不谈他的小说。我们邻桌而坐，从未一起详谈过文学……
印象中，王度庐对鲁迅先生是十分尊敬的。我记得他说过：“鲁迅的伟大，无人可及。他的作品，不仅是文学丰碑，更是思想丰碑，精神丰碑。”有一次，我为我们北师大学生对巴金先生的发难而自责时，他说：“巴金像丹柯一样，掏出自己燃烧的心，去点燃寒夜里的青年们的心。”每当问及他的小说时，他总是微微一笑。笑中无一丝自得，倒是饱含着愧疚。他总是这么说：“我写那些东西，是为了养家糊口，混口饭吃的。”“至多是在武侠里发发闷气，在言情中做做美梦，如此而已。” 我觉得，在严于解剖自己上，王度庐和鲁迅、巴金是有相似之处的。既非作秀，也非谦虚，而是对真实自我的勇敢正视。这，就是真诚。
严格说来，我和他相处只有四年，“文革”开始后，我就没见过他。后来听说他“下放”农村了，我也回到了家乡无锡。直到偶然看到电影《卧虎藏龙》片尾的那行小字，又掘开了我尘封四十年的记忆。 我并未去找他的小说看。对我来说，从小生活在社会底层，一生颠沛流离，一生苦度寒庐，饱受人间风雨和世态炎凉，仍保持着善良、真诚和坚韧，仍坚守着淡泊名利的心态和朴实无华的生活的王度庐先生，就是一部最动人心弦、最发人深省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