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录者注：本文摘自徐斯年的文章“蔺相如 华山畿 遗传学——母校记忆点滴”，王膺（1939-1974）是王度庐先生的长子。
……王膺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初中他属初26班，一直酷爱生物学，而且特别热衷于遗传学。那时全国学苏联，苏联是不仅排斥遗传学，而且进而把它视为“伪科学”，并把遗传学者视为政治上的“反动派”的。所以，按照当时部颁的教学大纲，我们初中、高中阶段的生物课都只讲米丘林和李森科，遗传学是提都不许提的。王膺对遗传学的热衷，一开始是毫无政治考量，纯粹出于对科学真理的爱好和追求。无独有偶，教我们生物的，初中是李家骥老师，高中是何佩镛老师，他们在课堂上虽然从不提及遗传学，而在课下，却都支持王膺的爱好，并且热心辅导他研读孟德尔、摩尔根的著作。我相信，这两位生物老师的行为，也是纯粹出于对科学真理的尊崇以及对王膺的毅力、才气的赏识。
这样走到了1957年，那个震动全国的“阳谋”，无可避免地冲击到了母校。按规定，中学生里是不组织“大鸣大放”的；然而，不知出于上级部门的部署还是出于某位校领导的心血来潮，学校却正式组织、动员我们开展“提问题、摆看法”活动了（范围是否仅限于高中毕业班，记不清了），而且要求班、团干部带头“提、摆”。我不仅属于班干部，而且当过学生会宣传部长、“成长社”总编辑，当然踊跃“带头”，所提问题集中于苏共二十大。其他班、团干部和一般同学也积极跟进，于是班里分出两个“政治派别”——一派反赫鲁晓夫，属于多数；一派反斯大林，属于少数。王膺是“少数派”里的“死硬分子”，他反斯大林的一个主要理由，便是斯大林独尊李森科，打压、取缔遗传学。于是，他的“科学见解”成为“政治倾向”。当时我刚读过一本苏联小说，其中就把遗传学写成唯心主义的伪科学，说“基因”、“染色体”都是没有实验依据的虚幻概念，还把一位遗传学家写成“外国势力”的“代理人”。王膺说：“染色体”、“基因”的物质性早已得到科学实验的证实，怎么会是“伪科学概念”呢？！这本小说恰恰反映着把学术问题政治化的、反科学的恶劣倾向。他又说：米丘林既讲变异也讲遗传，其学说是科学的；李森科只讲变异，否定遗传，其学说才是真正的伪科学。斯大林混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把伪科学奉为“科学”，对真科学进行政治打击和政治迫害，这是严重的、极左的错误。王膺为我们做了一次极好的“科普讲座”；包括我在内，反赫鲁晓夫派的同学至少在遗传学问题上，都已被他说服了。
那时的形势颇为吊诡：中共内部对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是有所不满的，但是中、苏关系尚未公开破裂，所以“反赫”的思想、言论，至少在基层是会被定性为“反苏”的；而王膺要翻遗传学在苏联和中国已被定性的案，至少在基层也会被定性为“反苏”、“反动”的。所以，我们班的“两大政治派别”都被认为“有问题”；幸运的是，班主任老师把二者都定性为“认识问题”，既保护了王膺，也保护了其他同学。不过，当初作动员报告的校领导承诺过的“三不”（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装档案），后来却出现变卦了——每人提的主要问题、摆的主要看法，还是被“梳”成“辫子”，装进档案了。我本人就是证人：班主任抗不住上面的“变卦”，找班、团干部帮忙“梳辫子”，就找了我；而我给自己“梳”的、装进档案的“辫子”，在“文革”时果然成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辞”，被那些掌握档案者写进大字报里，作为我“从小就反动”的“证据”。王膺的“辫子”不知是谁“梳”的，反斯大林、为遗传学翻案想必是被梳进去的。听说他升入北师大生物系后，不仅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且在批判他的大会上坚不认“错”，态度“极其恶劣”，以致毕业时不给他颁发文凭；好不容觅得一个教中学的工作岗位，还是过早地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