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新京报2007/5/16
作者:孔庆东（北京大学教授）
说到北京跟武侠文化的关系，不能只谈什么大刀王五和李连杰这类舞刀弄棒的英雄，不要忘了，北京还有一位武侠小说的大宗师，对后来的港台新武侠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武林前辈。此人便是随着《卧虎藏龙》骤获奥斯卡大奖而重新被人记起的王度庐。
王度庐(1909—1977)，字霄羽，生于北京贫苦旗人家庭。七岁丧父，无力求学，只断续读过几年书，但勤奋好学，练写诗词。中学未毕业便做小学教员和家庭教师。经常到北京大学旁听，到北京图书馆自学。因投稿结识北平《小小日报》经理宋心灯，被邀任编辑。开始发表侦探小说，形成“赛福尔摩斯”鲁克系列。后到晋豫陕甘漫游，1934年在西安与李丹荃结婚，1937年同赴青岛。抗战爆发后，以“度庐”为笔名创作武侠小说《河岳游侠传》，又接连创作《鹤惊昆仑》、《剑气珠光》、《卧虎藏龙》、《宝剑金钗》、《铁骑银瓶》这一套“鹤铁五部作”，跻身武侠小说名家之列，另写有多部言情小说和大量杂文，有关专家正在继续挖掘研究之中。
王度庐取名“度庐”，可见他心中未尝忘记北京，他的小说从叙事语言到人物语言，是充满“北京味儿”的。这一点台湾导演李安的杰作未曾表现出来，虽为我等迂腐学者所不满，但也是不能苛求李安和周润发、章子怡、杨紫琼他们的。
王度庐在当时的“武侠五大家”中，“武艺”不如白羽、郑证因,“修行”不如还珠楼主,他对武侠小说最杰出的贡献,公认为是“悲剧侠情”。
王度庐的代表作“鹤一铁”系列,将情放到与侠有关的各种观念的网络中加以“千锤万击”。《鹤惊昆仑》中,江小鹤与阿鸾青梅竹马,却因两家之仇,爱恨交织, 终于情不敌仇,阿鸾自刎而死。《宝剑金钗》中,李慕白与俞秀莲两相爱慕,只因秀莲已于幼年订亲,许给孟思昭,加上孟思昭为成全他们二人赴敌身死,李、俞二人遂以“大义”为重,终身以兄妹相称。《卧虎藏龙》中,玉娇龙与罗小虎早年私订终身,只因罗小虎弄不到一官半职,始终是个强盗,玉娇龙便不能以贵小姐之身下嫁。在仇、义、名的面前,情是何等脆弱、何等无力。这里并没有外力阻挠主人公成为眷属,而恰恰在这可以自己选择的时候,人才发现不存在“自由”。论者多以人物受封建观念毒害来解释,著名学者徐斯年、张赣生先生等所论甚详,这诚然是正确的。但仅此还不能说明悲剧的震撼力。可以发现,这些情人们对“情”在心底都怀着深深的恐惧感。他们深情、挚情,可一旦情梦即将实现,他们非死即走,退缩了,拒斥了。他们舍弃现实的所谓“幸福”,保持了生命的孤独状态。而侠的本质精神,正是孤独与牺牲!正仿佛鲁迅笔下的“过客”,拒绝接过小女孩手中的红布,这些侠的生命本能决定了他们必须永远选择“苦行”。
台湾学者龚鹏程说:“他们不断在‘求知己’,并将自己交付给知己或求知己的活动”,但是“知己一旦出现,即意味孤独的旅程业已结束,侠客孤独漂泊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此论颇具慧眼。阿鸾用小鹤之剑自刎,小鹤九华山归隐,李慕白、俞秀莲终身压抑真情,玉娇龙与罗小虎一夕温存即绝尘而去,这些尽管有“封建观念”在作祟,但却恰恰成就了人物的“大侠”形象,令人感到同情与向往、感动与惋惜、寂寞与悲凉。一种带有本体询问意义的悲剧被作者笔酣墨饱地展示出来。
有些小资说，北京人不懂爱情。其实，北京文化的主流，或者说受到北京文化较多影响的人，是把爱情放到与“侠义”有关的文化系统中去整体衡量，而不是一张口就死去活来地爱呀爱的。王度庐正是从这个角度，不自觉地透露了一个北京作家的心理奥秘。你看从老舍萧乾，到王蒙王朔，哪个北京的大作家是“爱情至上”的？
什么是侠?什么是情?什么是侠情?王度庐将这些问题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后来的梁羽生、金庸、古龙,交出了几张优秀的答卷。
希望今天的北京人，拿出更精彩的跟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