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大先
文章来源：《民族文学研究》2005年4期
三
王度庐曾经在小说《绣带银镖》的开头写道：
“保镖”一事，已随着交通的便利，币制的革新，武器之改良与各地警察组织之进步，而成为过去的名词了。无论相距多么远，可以用现代的交通工具将它缩短，用不着什么叫“起旱”“打尖”“投店”，无论多少款项，一纸汇票或是拍一个电报，便可以转移过去，用不着成 鞘的银，整块的金往返搬运，无论有多么好的身手，或是手使什么“龙泉”“太阿”削铜剁铁的宝剑绝对斗不过洋枪；再说现在到处都有警察，所谓“江湖好汉”“ 绿林英雄”那是一万个也行不开的。所以，保镖的这项买卖已经没人提了，它受了时代的淘汰了，现在虽还存在着一两位当年的镖头，但也都须发如银，回忆着巳 往，真是一场“古老的梦”。
这段话[12]同 满族作家老舍在《断魂枪》中的议论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再将眼光上溯到清后期满族作家文康的《儿女英雄传》及石玉昆的《三侠五义》，会发现满族文学存在一 个以大俗大雅的笔法写儿女英雄的传统：“侠烈英雄本色，温柔儿女家风。两般若说不相同，除是痴人说梦。儿女无非天性，英雄不外人情。最怜儿女最英雄，才是 人中龙凤。”[13]满族文学传统的这一脉在王度庐这里被继承延伸。有论者指出，“度庐先生的作品亦可视为‘京味文学’和‘旗人文学’的一部分”[14]。的确，王度庐小说构成了满族文学系谱中一个重要部分。如果说纳兰性德、曹雪芹、岳端、铁保、麟庆、顾太清等构成了满族文学精英层面或者说偏重“雅”的层面，那么文昭、和邦额、文康、石玉昆等则构成了满族文学的大众层面或者说偏重“俗”的层面。王度庐是融会雅俗的作家。据徐斯年教授证实，王度庐尤爱纳兰性德的词，这对他侠情悲剧的风格形成有影响。他操通俗的文体，却能平凡中见出功底，鄙俗里透出雅致。
王度庐1909年出生于北京的贫困旗人家庭。在1933年离开北京流亡到各地之前，一 直生活在京旗文化阜盛的北京，满族文化对他构成了集体无意识的影响，积淀内化为他的人性内核。辛亥革命之后社会强烈的排满氛围对其影响也显而易见。民国时 期绝大多数北京满族陷入极端贫困之中[15]，王度庐走上创作道路最初即出于生计问题。其父原在清宫内务府“上驷院”当职，他出生的那年，八旗俸禄制废除。1916年父亲病故，王家更趋困顿。《剑气珠光》中对李慕白穷困落魄的描写让人感同身受，《卧虎藏龙》中对京城贫民的描写跃然纸上，无切身体会谅难写得如此精彩。作者也曾借书中人物之口倾诉：“他们都忘了恩啦！他们都是花旗人家的养大了的。”
王度庐小说的满族文化色彩首先表现在“京味儿”营造上。其中人物语言尤其是京城下层人 物的语言活灵活现，幽默风趣，俗而不腻，最见京味儿底蕴。诸如魏三老婆说：“事儿可是天天有，这么多少万万人，争名图利，好酒寻花，哭的笑的，谁家谁人没 有点事儿？”“再没有什么事情了，我男的不常回家，我又不出门，前门城楼子要是塌了的话，我也不知道！”
京城下层游民以刘泰保为代表，他是青皮混混的头目。他初见玉娇龙的心理是：“活到今年三十二，还没媳妇呢!一想到媳妇的问题刘泰保就很是伤心，他想：‘我还不如李慕白，李慕白还拼了个会使双刀的俞秀蓬，我连个会使切菜刀，做饭煮菜的黄脸老婆也没有呀！’”这样的内心活动，让刘泰保形象一举成型。（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