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模式笼盖与民族历史反思
满族这个历史上创造过辉煌的族群，究其内里，则包孕着颇多的悲剧。他们的入关定鼎是政治上的成功，却无可奈何地引发了传统文化的大翻覆；八旗制度系当初取 得诸多胜利以及随后巩固政权的基本保证，其制度自身却造成了后来“八旗生计”的问题，严重伤及下层旗族的存活；八旗制度把世代旗族死死地捆绑在驻防区域， 旗人不仅不能从事各种当兵以外的职业，未获批准连驻防地都不得擅离；而辛亥革命把这个民族从封建桎梏下解放了，却因民族歧视的风行，广大旗族民众又被推向 了从精神到生活的双重深渊……
久而久之，满人养成了一样特别的性情——他们看去好似活得相当洒脱，内心却充盈着悲怆与忧患。
满族的文学也是如此，本质上的悲剧居多。就拿小说来说，从曹雪芹的《红楼梦》到和邦额的《夜谭随录》，从冷佛的《春阿氏》到儒丐的《北京》、《同名鸳鸯》，以及老舍的《离婚》、《骆驼祥子》、《月牙儿》、《我这一辈子》、《茶馆》等等，悲凉之风遍布其上。
王度庐也以他的悲剧写作，接续着这样的民族文化传统。在他那里，武侠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多为悲剧。尤其是他的武侠题材，很少有像其他作家作品那样的完满结局，而大多是以凄凉的故事收尾，以至于他因此而被称为“悲剧侠情”派的圭臬。
悲剧书写，不仅是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有时它甚而就是一种感触世界的心态。
王度庐笔下的情侠们，利刃在握，功夫了得，却总是不能左右命运，难以兑现个人的情感诉求，他们的感情与“道义”之间往往横亘着一道不可逾越的“天河”；写 到现实题材，王氏也经常教情节在曲曲折折的延伸之后，显露出事物发展终极的失落。《古城新月》里的白月梅终于逃出苦海，实在是作者难得的网开一面，而作品 核心人物柏骏青虽说帮扶白月梅小获成效，自己却不得不在几番挣扎后，落花流水地回归他的封建家庭，向人生宿命缴械投降；柏骏青一度的“恋人”祁丽雪，在冲 破旧式精神牢笼方面也是有胆有识的青年，其结局一点儿也不比柏骏青稍好。在这儿，我们多少见出一些王度庐跟老舍的区别。老舍写祥子等等底层社会的苦人儿， 有一种彻底的痛苦决绝，总以“悬崖撒手”的故事处理，去表述他极度的悲愤。而王度庐有时还是愿意激励苦人们斗争一番，这大约与他较老舍年少10岁，对庶民 的“斗争”现实有些别样的体验有点关系；也许还是跟这10岁的年龄差距有关，王度庐更多地关注着不同时代青年们（从李慕白、玉娇龙，到柏骏青、祁丽雪）的 个人感情生活，但是，他在这一领域的悲观，几乎也达到了“极度”。
满族作家，每每愿意在创作当中，铸入些包括历史反思在内的人文思考。作家王度庐亦然。他曾写过一篇杂文《眼光》，谈到：“……我如今所说却是人类处世接物 应具的，审查事体预料将来的眼光；眼光长，看得远，自然非具有奇才卓识不可，然而短眼光，我们却不能没有，要是只看一时，不问将来，那末你笑声未已，哭声 就要紧紧随至了。前清的人，如今所以多半受罪，也就是因为没有眼光的缘故。那时皇朝一统，国泰民安，声色相竞，如今一朝事败，只落得死亡流离；北京的人， 早先在首都时代，不知多兴些实业，增些生产……这全是眼光太短小，只看一时，却不知人世的变幻无常，淘汰的力量很大啊！现代的社会，时间性极速，变幻极奇 极快，要设下准确的眼光，实不容易；但是我们就着不投机，不落伍，有充实的准备，相当的预防去看，是绝对不错的。”[25]这 段文字，其检讨旗族历史的用意是多么鲜明，对清代先人们的评判又是何其中肯！在另一篇文章中，他的针砭犀利起来：“到如今，大清国歇业，溥掌柜回老家—— 忍着走了——政府又一迁移，机关又一裁拼；只好穷愁坐困，口口声声只怨迁都害人，其实我的大老爷！您早先在打小算盘的时候，打一下大算盘，也不致如此 呀！”[26]在民国年间满人作家自我反省民族历史教训的作品当中，王度庐的以上表述，委实是该当被人们时常关注和细细咀嚼的。（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