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关纪新（摘自《满族书面文学流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对于王度庐，通俗文学研究领域比起民族文学研究领域的关注，不单要早而且也多。国内的满族书面文学研究，面对的作家作品颇为浩繁，研究者却势单力孤，以至于像王度庐这样的重要作家，研究也相对滞后。
现仅从满族文学的角度，来谈谈笔者眼中的京旗作家王度庐。
王度庐生于1909年。此刻清王朝已逼近寿限。他家属于京师穷苦旗人，父亲过世极早，以其寡母为支撑的一家数口，可以想见，是经历了何等凄楚挣扎，才勉强地活下来。
进入民国，北京满人深陷厄运。王家的生存情景，是京旗家庭普遍倒运的缩影。因家贫，少年王度庐未能受到较多的学校教育，12岁入店铺学徒，被辞退；又给军人当差，再遭解雇。
王度庐对自幼及长贫寒生涯的记忆是强烈的。1930年，他为《小小日报》撰文说：“‘世间无如吃饭难’……挨饿者，饿毙者，每年不知要有多少；甚至于一个有饭吃的人，他宁肯把一碗饭给他豢养的猫狗吃，也不肯给一个挨饿的人。总之，人类中所以有‘富家一次宴，穷家半年粮’、‘厨中有剩肉，路有饿死骨’的现象，完全是侵夺问题。凡是挨饿者、饿死者，固然他们或者另有造因，但是究其实，还是他们的天赋吃饭权，已然被旁人抢夺去了，饭是能使人争夺的东西，饭能驱使人作种种罪恶，饭之重要如此”。21岁的作者甚至感叹：“柴、米、油、盐、酱、醋、茶，简直不啻是人生七害啊！”
我们关注到作者谈到世间吃饭难时的一处用语：“固然他们或者另有造因”，显然作者有未尽之意或难言之隐，身为旗人青年他会晓得，自家处境跟旗族遭遇关联着，北京城的旗人当时多陷于冻馁困扰，他们的落难“另有造因”，是作者没法不意识到，也没法挑明了讲的。王度庐来自穷苦百姓某一特定人群，他对人类疾苦的人文关怀，来自于切身感受，来自于族群记忆，并已上升到了“普世价值”的制高点。
在王氏《风尘四杰》、《粉墨婵娟》、《古城新月》、《绮市芳葩》、《海上虹霞》、《燕市侠伶》、《落絮飘香》等作品当中，对于都市底层贫民生活情状的真实勾勒，比比皆是。一个作家经常写到的，除了是他看重的题材与内容之外，势必会跟他生平印象最深的事物息息相关。
民国年间京旗出身的有成就的作家，例如由前而后的穆儒丐、老舍、王度庐等，无一不是描绘旧京底层苦难的强手。写作品时，他们已不是这种苦难的直接感受者，却都要坚持写这一现实。他们相不相识，这不会是偶然的巧合。自辛亥鼎革到民国终了，京城旗族要想公开说明自己的生存苦楚，都是不可想象的。对这一点今天的人们不大容易体会到了。
大胆一点儿说，苦旗人出身，起码成就了半个王度庐。
忠君护国，原是世代旗人的生存准则。清代有君权的时候，他们难把“爱国”和“忠君”相区别。清初以来，八旗将士浴血作战，把每一成功都视作国家荣誉、君主荣誉和自身荣誉。将士们不大会辨别为国开疆与驱民战火两者的不同，只知道每寸国土都是先人和自己以鲜血换来的。直到清末民初，多数人才算醒来，意识到，所谓“大清国”、“皇权”和“八旗制”，都“未必好”。挣脱了封建制度的满族民众不再尊崇皇权，却没有丢弃对国家的挚爱。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外患最为堪忧的时期。有良知的满人们在败类溥仪去当日寇“儿皇帝”的时候，不再“忠君”，他们振臂而起，将爱国护国传统发扬开来。
王度庐也是这类旗族儿男中的一员，国难临头，他发表杂文，状写中华被侵略的伤痛，喊出坚决抗击外辱、高扬爱国精神的声音。在《团圞月照破碎国家》一文里，作者说：“月亮……照到东北，则见长白山虎狼群踞，沈阳城无数同胞，屈伏在异族铁蹄之下！再照到其他等处，不过一些激昂慷慨的国人，与按剑欲斗的志士；或者便是烟笼春城，亡国运促，而管弦楼台，依旧彻夜欢娱！它，寒淡的光明，照到我们凄沉的神州，尤其是那故乡破碎，历险逃难进关的东北同胞。咳！我不知他们，将要愁肠几转！！”他尖锐指出：“中国的政治也是这样，外侮乍一临头的时候，大家还有些热气，后来外侮日甚，国耻日多，人民反倒成了麻木不仁，不关痛痒，或者这也是抵抗力太多了的缘故罢。”他以至于大声疾呼：“我们要是好汉子，找那欺负我国的，不拿人类待我国的，侵略我国的，那帝国主义的列强去奋斗，那才算得真好汉，大英雄”。我们看到，从小就“多愁多病”的王度庐，言及国耻国运，便是一个热血奔涌的青年。
满族在历史上异常看重伦理道德。清廷退位后，封建社会的制衡关系被摧毁，又有五四新思潮的兴起，旧时代的伦理观念被彻底否定，而新的伦理文化却迟迟建设不起来。于是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江河日下，精神颓风日甚一日。而久已习惯于道德秩序和伦理卡位的旗族民众，尤其是他们当中的许多知识分子，显示出对这种局面的极度反感和忧虑。从穆儒丐和老舍的作品里，很容易读出这一点。而旗人青年王度庐，也表达了激烈抨击社会道德下滑、主张对中华传统道德观进行积极传承与变革从而建立新型民族伦理体系的态度。他创作前期的杂文《道德》、《伦理与中国》等，表达了接近于“新儒学”的精神选择。他认为：“人类要打算谋求共同生活，非有道德从中维护不可。”他针对当时社会上伪善者纷纷出笼欺世盗名的现象，谈到：“一个极没道德极没人格的人，他也会装忠扮孝，并且他还会利用伦理来造成欺骗、残忍，这种人我们应该急速把他打倒、铲除，揭穿他的人面兽心。”青岛创作期间，他的写作体裁转向长篇小说，不管是古代题材还是现实题材，仍始终不渝地通过艺术形象，来传递对于民族良善品行和正义精神的张扬。在他一生的创作中，“善”，是个一以贯之的主题。
今天，我们回首20世纪中国文学，会发现一个问题，这是一个阶级叙事与革命叙事充溢其间的过程，而独独没能给颂扬中华传统美德的主题留下太多的空间。“斗争哲学”引导出来的作品，火药味十足却人性描绘缺位。艺术要求“真、善、美”，而过去一个世纪我们的文学却乏“善”可陈。——这么说多少有些不够宽容和厚道。然而，放眼21世纪之初的当下，全民性的道德迷失已经到了严重的程度，在这里，或许我们的前100年的文学也该当有几分反思。
侠义救世的思维，在中国先秦的思想库当中就能读到，它在汉族古代缘起很早。满族入关之后，把本民族长期存在的执义尚武追求与中原日渐衰落的“侠义”习尚结合起来，形成自身新的“游侠”传统。据资深满学家金启孮教授证实：“清初以至清末，京旗满族下层社会中有一种逞强好胜的游侠……关于这种人的记载绝少。一是他们只凌强而不欺弱，一般人对他们没有什么恶感。二是他们多在八旗人居住的内城活动，很少去外城，在他们身上没有什么民族矛盾的辫子可抓。三是他们偶然触犯了有权有势的人，但没有‘大逆不道’的证据，也不值得记入《实录》或者《事例》，因此多默默无闻。”不过，满人的尚“侠”之风，在满族作家的作品中间还是相当多的。例如清中期和邦额的短篇文言小说《三官保》（收入小说集《夜谭随录》）、清晚期文康的长篇白话小说《儿女英雄传》（又名《侠女奇缘》）、清晚期石玉昆的长篇评话小说《三侠五义》、清末民初徐剑胆的短篇小说《妓中侠》等等，都留下了这个民族好侠、尚侠、慕侠、效侠的心理印记。连老舍，在其写作生涯的某个阶段，也曾想要写一部武侠题材的长篇作品，可见他这样一位“新文学”史册上认可的满族作家，也对武侠题材情有独钟；而总揽老舍的作品，虽然没有真正出现直接写“武侠”的作品，却可读到他的诸多作品在社会生活当中具有现代“侠士”风格的人物在行动。
民国年间的满族文化人，道德主义倾向凸出，在政治上也经常选择无党无派与独立不倚，使他们在对待社会矛盾与斗争上，只能去走传统样式的单打独斗即义侠道路。实在地说，在丧失社会公正的历史局面下，下层百姓企盼的“救星”无非两种，一是“清官”，二是“侠客”，在连清官也找不到的时候，人们则不能不寄希望于除暴安良的侠客们出现。
由此看来，满族作家王度庐在中国现代文坛上以武侠小说大家著称，是挺自然的一件事。
——下接京旗作家王度庐（二）——